2058年8月的风里还带着夏末的热乎气，第二批一百栋住房交房的消息像撒了把糖，把东区的空气都浸得甜丝丝的。搬新家的人家扛着木箱、背着被褥往楼里走，孩子拽着大人的衣角在楼道里跑，鞋跟磕在水泥地上“噔噔”响，惊得墙缝里的蜘蛛都缩了缩腿。
有个老太太扶着门框抹眼泪，手里攥着刚领到的钥匙——铁打的钥匙串着红绸子，磨得掌心发烫，“活了七十岁，没想到还能住上带阳台的房”，她这话刚说完，隔壁就传来“哐当”一声，是新搬来的小伙子在钉钉子挂年画，画里的胖娃娃抱着鲤鱼，红得晃眼。
等第二批人把锅碗瓢盆摆进厨房，烟囱里陆续冒出炊烟时，建筑队早挨着东区东头圈了块地。木牌往路边一插，上面用红漆写着“学校工地”四个大字，第二天一早就开了工。地基开挖那天，小思拽着小雪的手往工地跑，两人踩着地上的碎泥，鞋帮沾得全是土也不管。回来时小思举着沾满泥的手喊：“妈妈！有挖土机！比天虎站着还高！”
我跟着往工地望，哪是什么挖土机？是工程组把旧履带车改的家伙——铁皮焊的铲斗锈迹斑斑，发动机一启动“轰隆隆”响，震得路边的狗尾巴草都直晃。可就是这“土家伙”碾过冻土时，连远处篱笆上啄麦粒的麻雀都扑棱棱飞起来，在天上绕了三圈才落回电线杆上，歪着头看那铲斗一挖一抬，把黑黢黢的土块堆成小丘。
学校盖得不算快，却日日有新模样。先是三栋四层的教学楼从土里“长”出来——小学楼刷成了鹅黄色，初中楼是浅蓝，高中楼留着青砖的原色，墙头上还爬着几丛牵牛花，是附近人家偷偷栽的。三栋楼前头垫了块大空地，工程队用压路机碾了半个月，碾得平平展展的，陆海天说这是操场，“孩子得跑着长大”。后来又在教学楼旁盖了图书馆和饭堂，都是一层的平房，图书馆的窗户镶了玻璃，是从地下城运上来的碎玻璃拼的，太阳一照，屋里能映出好几个亮斑；饭堂的烟囱最高，早晨蒸馒头时白汽往上冒，能飘到小学楼的窗沿下。
有回我去工地，见建筑队的人正往教学楼墙根埋管子——是从地下城引过来的暖气管。老瓦匠蹲在地上焊接口，火星子溅在他满是补丁的裤腿上，他也不躲，嘴里叼着烟说：“天冷了，得让孩子在屋里不冻手。”旁边有个年轻工人正给窗户装插销，插嘴道：“陆先生说了，黑板要用磨平的水泥板，写字不打滑。”
其实学校不算大，三栋教学楼加起来才二十多间教室，可楼后还留了老大一块空地。陆海天站在空地中间比划时，脚下的草都被踩平了：“等往后孩子多了，就往这边加盖实验室，再盖个音乐教室——以前灾变前的孩子能学的，咱的娃也得能学。”
开学那天我特意给小思背着新买的双肩书包，里头装着教务组印的课本，封皮是蓝布缝的，还绣了朵小太阳花。他头一个冲进小学楼，趴在教室门口往里看——亮堂堂的屋里摆着全新的木桌椅，桌腿都用砂纸磨得光溜溜的，黑板是浅灰色的水泥板，擦得能照见人影。有个女老师正往黑板上写“开学啦”三个字，粉笔末落在她发梢上，像撒了层雪。小思回头冲我喊：“妈妈！桌子上还有笔筒呢！”
我站在楼外笑，听见陆海天在身后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他手里捏着张纸，是各年级的花名册，纸角都被攥皱了，“你看，光小学就收了八十多个孩子，比预想的多。”风一吹，他鬓角的白发晃了晃——这两年他总熬夜盯工程，头发白得比从前快多了。
医院是和学校同步盖的，就在学校隔壁，只盖了两栋四层楼，却比学校讲究得多。地面铺的水泥是工程组烧了半个月石灰才弄出来的，平得能照见人；窗户上挂着蓝布窗帘，是后勤组用旧帐篷改的，洗得发白却干净；楼梯扶手缠了防滑的麻绳，是秀兰带着几个女人编的。
一栋楼是门诊楼，一楼摆着分诊台，木牌上写着“内科”“外科”“药房”，老周大夫的诊室在最里头，墙上挂着他画的人体经络图，是用炭笔描的，却比书本上的还清楚。二楼是治疗室，摆着工程组改的消毒锅，虽然是铁皮焊的，却能把器械煮得滚烫。
另一栋是住院部，每层都有五间病房，病床铺着洗得发白的褥子，床头还钉了放水杯的木架。有回我陪老周大夫去查房，见他给一个生病的老太太盖被子，轻声说：“以前在地下城，生个病就怕没药，现在药房里的药能装半间屋了。”老太太攥着他的手笑：“可不是嘛，现在连打针都不疼了。”
2060年开春第三批住房交房时，东区早就像模像样了。楼前的空地上有人栽了桃树，刚发的新芽嫩得能掐出水；路边摆着石凳，是建筑队凿石头剩下的边角料，老人们吃完饭就坐在那儿晒太阳，手里捏着给孩子缝的布老虎；连马路都铺了碎石子，下雨时不踩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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