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那年的春天，是被蜜浸透的。阳光暖烘烘地铺在街道上，像流淌的金箔。每次路过便利店，我总会把脸紧紧贴在玻璃上，鼻尖被压得扁扁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货架上那排镀金箔纸的巧克力。它们在暖光下流转着迷人的色泽，像凝固的阳光块，每一道反光都挠得我心痒痒。
“囡囡，那是金箔巧克力，可甜啦。”妈妈牵着我的手，指给我看。她的手指修长，指腹带着洗衣粉的柠檬香，“黄色是招财猫的铃铛色，吃了会有好运哦。”从那以后，我便心心念念着那枚巧克力。
为了得到它，我开始偷偷攒零花钱。早餐的牛奶钱、过年的红包，我都小心翼翼地收起来，塞进小猪存钱罐。每一枚硬币落进去，都像是离金色的梦又近了一步。三个月后，我终于攥着皱巴巴的纸币，站在了便利店柜台前。
“阿姨，我要那个金箔巧克力。”我鼓起勇气，声音还有些颤抖。店员笑着把它递给我，粉色糖纸包裹着金色的梦，在我掌心沉甸甸的。“囡囡咬开就是小富婆啦。”妈妈刮了刮我的鼻尖，眼里满是宠溺。
当我轻轻咬开巧克力，金箔在齿间碎成星芒，甜得发苦的可可浆瞬间在舌尖绽放。我盯着箔纸上映出的自己，眼睛亮得像含着两粒黄水晶。那包糖纸被我视若珍宝，夹在语文书里，每天早读翻开《秋天的雨》，就能看见藏在“银杏树的小扇子”间的碎金。
可这美好的一切，在十一岁的梅雨季戛然而止。那天，我蹲在文具店挑笔记本，听见两个女学生咬着笔杆窃窃私语：“你看这封面的黄，跟那种书似的。”她们指尖敲着米黄色的碎花封面，“黄”字从舌尖滚出来时带着黏腻的颤音，像吐掉的葡萄籽。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上周在巷口捡到的杂志，封面女郎的比基尼带也是这种暖黄，旁边还用红笔圈着“男人必看”。那一刻，我仿佛被一道电流击中，浑身的血液都凉了半截。
当晚，我像着了魔一样，把所有带黄的物件都翻了出来，一股脑塞进纸箱。金箔糖纸在打火机下蜷成黑灰，刺鼻的焦味弥漫在房间；柠檬黄发卡被我狠狠掰断，清脆的声响像心碎的声音；就连妈妈的姜黄色围巾，也被我埋进衣柜最深处，压在厚重的冬衣下面。
当最后一本《安徒生童话》（封面是穿黄裙子的拇指姑娘）被塞进纸箱时，我看见自己在衣柜镜里的脸，苍白得像褪了色的纸。从那以后，黄色成了我心底的禁忌，是不能触碰的灰暗地带。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习惯了生活里没有黄色的存在。直到那个蝉鸣刺耳的正午，一切又发生了改变。我路过巷口的文具店，不经意间瞥见新到的荧光笔在阳光下招摇。其中一支明黄的笔帽上印着小太阳，光芒像是要溢出来。
鬼使神差地，我摸出零钱买下它。笔尖刚在草稿纸上点出光斑，就听见身后传来嗤笑：“哟，小学生也爱骚黄？”我转过头，看见穿花衬衫的男人斜倚着电线杆，指尖夹着的烟卷泛着琥珀色，眼神里满是轻蔑与戏谑。我认得他，是当年在巷口议论“黄裙子”的人之一。
荧光笔在掌心发烫，我看见他花衬衫上的向日葵图案正在扭曲，明黄的花瓣渗出灰黑色的汁液，就像被污染的灵魂。“颜色有什么错？”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绷直的琴弦，带着从未有过的坚定，“错的是你们的眼睛。”
男人愣神的瞬间，我举起荧光笔在他衬衫上画了个圆圈。奇迹般地，明黄的笔迹在布料上烧出焦痕，露出底下原本的白色经纬——那片向日葵图案竟像是浮在表面的油彩，被高温一灼，就显了原形。
“每抹黑一种颜色，就会在灵魂留道疤。”我想起昨夜梦见的黄芒将军，他的金甲在月光下流淌成河，“你看这焦痕——”指尖抚过布料上的凹痕，竟有温热的触感，“是颜色在喊疼。”
男人捂着衬衫后退，烟卷掉在地上溅起火星。我低头看着掌心的荧光笔，笔杆上的小太阳正在发光，那些被我囚禁多年的黄色突然决堤：金箔糖纸的碎光、妈妈围巾的纹路、语文书里的银杏页，还有九岁生日那天，蛋糕上插着的三根小黄鸭蜡烛。
“以后敢再用脏话说颜色...”我晃了晃荧光笔，笔尖的光斑在他瞳孔里跳成小火苗，“我就把你心里的灰挖出来，晒在太阳底下。”
他转身跑时踢翻了垃圾桶，滚出的过期杂志封面被风吹得哗啦响。我弯腰捡起那本杂志，用荧光笔在女郎的比基尼带上画了道竖线——黄色的竖线穿过粉色布料，竟变成了一面迎风招展的小旗，旗面上映着远处的银杏树，叶子正黄得透亮。
回到家，我小心翼翼地拆开纸箱。金箔糖纸的灰烬里，竟躺着半枚完整的箔片，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的七色；妈妈的姜黄色围巾被我重新围在脖子上，镜中的人眼睛里又有了星星，那是被囚禁多年的光，终于咬破茧房。
从此，我的笔袋里多了支荧光黄的笔。每当有人用异样的眼神指着它，我就会在纸上画出燃烧的太阳，看着那些目光从油腻变成清澈，像春雪融化后露出的新绿。因为我知道，真正该被审判的从来不是颜色，而是给颜色泼脏水的人。而每一种干净的颜色，都值得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地，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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