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漏三更，油灯芯爆出个火星，照亮了县志上“洛城膏腴”四个字。
万历年间的洛城，曾是漕运枢纽，码头上商船连绵十里，仓廪里的粮食能堆成山。
可如今书页间夹着的，却是崇祯年间的灾荒图——饿殍遍野，流民如蚁，图旁还有时任知县的夹注：“斗米千钱，官仓无粟，问之布政司，答曰'京饷紧急，无暇及此'。”
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往事像潮水般涌来，带着墨香与霉味，混着科举策论上被朱砂划掉的字句。
十八岁那年，我背着干粮步行三百里去应乡试，鞋底磨穿了，就用破布裹着脚走。
走到一半，干粮吃完了，只能在路边的野地里挖些野菜充饥。
放榜那日，我在榜下站了三个时辰，直到看见“魏东来”三个字排在第七，才敢相信自己中了举人。
可到了会试，我在策论里写了“藩镇跋扈，盐政蠹坏”，主考官看了竟把卷子摔在地上，朱砂笔在“盐政”二字上画了个血红的圈：“这等狂生，若让他入仕，岂不是要掀了朝堂？”
后来我才知道，那主考官的亲家，正是两淮盐运使，每年光“余盐”的孝敬就有上万两。
落第那日，我在京城的茶肆里遇见张大人。
他见我对着残卷流泪，便要了去看，看完后拍着我肩说：“好文章！可惜生不逢时。”
他指的“时”，是如今策论首重“颂圣”，次讲“祥瑞”，至于民生疾苦、朝政弊端，早被写进了《科场禁忌》的头一条。
后来是他力荐我入了国子监，可同窗们都笑我是“野路子”，说我不懂官场的“规矩”——他们在太学里背的不是圣贤书，而是《中枢政考》里的“迎送礼仪”、《督抚便览》中的“馈遗数目”。
有次我在国子监的碑刻里发现块南宋残碑，上面刻着“谏官言事，虽黜勿罪”，可如今的碑趺上，却被人刻了句“祸从口出，病从言入”。
在国子监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意气风发的时候。
我与同舍的陈兄、刘兄常常在月下论政，我们读范仲淹，读海瑞，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澄清吏治，让百姓“乐岁终身饱”。
陈兄曾指着太液池说：“东来，他日你我若为封疆大吏，定要让这天下无饥寒。”
可如今，陈兄已在京官任上步步高升，上次见他，他袖中掉出张“炭敬”的礼单，上面列着各省巡抚所奉的炭资数目。
而他正忙着修订《捐官则例》，给那些用银子买官的富商定品级。
我这才明白，当年我们在国子监里读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早被他们换成了“先官场之利而利”。
我曾在国子监的碑刻里见过刘大人年轻时的名字——那时他是太学生刘仲文，在“谏官言事碑”旁题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他中进士后被派往扬州盐运司，首月便因查获三船私盐触怒盐商。
那夜他被绑在运河边的柳树上，三十大板下去，脊骨发出碎裂声。
盐运使王大人撑着油纸伞来看他，靴底碾过他咳出的血沫：“刘贤侄，这扬州的盐，是朝廷的命脉，也是你我的命脉。”
半月后，他娶了王大人的独女，婚房的红绸下，藏着盐商送来的“贺礼”——二十道盖着户部关防的浮引勘合。
他曾在洞房夜对着铜镜揭开创口，看见血痂下新生的肉，像极了盐引上的朱砂印。
从那以后，他靴底总沾着盐粒，袖口总藏着“浮引勘合”。
如今他案头的《盐法考成》，某页用朱笔圈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旁边是他批注的小字：“非吾愿，实乃官场漕规耳。”
更痛的是婉娘。
那年扬州的三月三，她在瘦西湖的诗会上吟“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鬓边的海棠簪子随声轻颤。
我当时正被盐商刁难，那盐商非说我的诗稿抄袭，要我当众道歉。
她却拨开人群，将一锭银子拍在桌上：“这位先生的诗稿，我买了。”
后来才知道，她是扬州最大的盐商之女，却偏偏爱往书斋跑——她父亲的账房里，锁着一摞摞《盐引勘合》，每道勘合都对应着上千引官盐，而她的绣房里，却藏着我送她的《杜工部集》，书页间夹着她抄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她父亲第一次见我时，正坐在铺着波斯地毯的客厅里数银票。
他上下打量我洗得发白的青衫，嘴角撇成个鄙夷的弧度：“魏举人？呵，举人能换几担盐？”
后来我做了扬州同知，他依旧瞧不上我，说我“芝麻官，难登大雅之堂”——直到我因整顿盐政被弹劾，他竟在宴会上拍手称快：“我就说嘛，寒门出不了凤凰。”
他不知道，我查封的那些私盐，恰是他用“合法”的《余盐割没簿》转运的，每割没一引官盐，他就能从盐运使那里分得三成利。
婉娘被禁足那日，我隔着朱漆大门喊她名字。
门内传来她压抑的哭声，还有瓷器摔碎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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