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酌情处理”几个字，王新仁和阮雪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了一点点，但巨大的恐惧和后怕依旧笼罩着他们。阮雪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银行卡，那刚刚承载着全家希望的三万块，此刻似乎也失去了温度。
王华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响的旧自行车，从打工的社区小超市出来时，天边只剩下最后一抹暗红的晚霞。他单薄的后背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今天卸了整整三车货，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但捏着刚结算的八十块工钱，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离凑够学费又近了一小步。
拐进熟悉的巷口，眼前的景象让他猛地刹住了车。家门口围着几个邻居，对着他家敞开的门指指点点，低声议论着什么。一股强烈的不祥预感瞬间攫住了他，心脏骤然缩紧。他扔下自行车，拨开人群冲了进去。
屋里一片狼藉，像是被翻过。父亲常用的外套被胡乱扔在地上，那个藏钱的饼干盒敞开着，空空如也！母亲脸色惨白地坐在床边，眼神空洞，父亲则蹲在墙角，抱着头，背影透着一股死寂般的绝望。
“爸！妈！怎么了？家里进贼了？！”华民的声音因为惊恐而变调。
王新仁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是深不见底的疲惫和恐慌：“华民……警察……警察来过了……”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华民像被投入了冰冷的深潭。他听着父亲断断续续、语无伦次的讲述，听着母亲压抑的抽泣，知道了假证暴露，知道了张姐是诈骗犯，知道了警察带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包括阮雪藏在别处的一点零钱）去“配合调查”，知道了父母还要去公安局做笔录……那个装着三万块的银行卡，成了此刻唯一没有被搜走的“巨款”，被阮雪紧紧攥在手心，像一块烫手的烙铁。
“钱……钱还能拿回来吗？”华民的声音干涩沙哑，目光死死盯着母亲手里的银行卡。那是哥哥的一中，是妹妹的未来，是这个家唯一的光。
“警察说……在查那个骗子团伙……会追……”王新仁的声音低下去，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巨大的恐慌和愤怒在华民胸腔里冲撞。骗子！警察！钱！所有的不安、压抑、对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重担的怨恨，在这一刻几乎要爆炸。他猛地转身，冲进自己狭小的“房间”，砰地一声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把脸深深埋进膝盖里，肩膀无声地剧烈耸动。门外，是父母沉重的叹息和无助的沉默；门内，是少年被现实碾碎的骄傲和无声的咆哮。他口袋里的那张写着“张姐”电话的纸条，早已被汗水浸透、揉烂。
去公安局做笔录的过程漫长而煎熬。王新仁和阮雪像两个等待宣判的囚徒，在冰冷的椅子上坐立不安，回答着警官一遍遍细致的询问。阮雪颤抖着交出了那张至关重要的银行卡，连同里面的三万块“感谢金”——这是证明他们“被骗”动机的重要物证，也是追查张姐团伙资金流向的关键。
几天后，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到了王新仁那部破旧的二手手机上。是负责他们案子的警官。
“王新仁吗？通知你们一下，‘张姐’及其同伙已经落网了！这个团伙长期以代办证件为名诈骗，受害者多达十几人，涉案金额不小。从他们窝点缴获的赃款里，有一部分可以确认是你们被骗的钱，大概一万二左右。其他的还在进一步核对。另外，”警官顿了顿，“关于阮雪的身份问题，分局领导考虑到你们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子女就学的特殊情况，决定特事特办。你们的情况符合申请合法居留的条件，只是之前材料不齐、程序不明。现在，我们治安大队会指定专人，协助你们走正规渠道，整理、补充材料，向出入境管理部门提交申请！你们现在就来局里一趟，办手续，顺便把追回的钱领回去。”
电话这头，王新仁握着手机的手剧烈地颤抖着，巨大的狂喜和难以置信的冲击让他几乎失语。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声，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旁边的阮雪紧张地看着他，直到王新仁猛地一把抱住她，语无伦次地喊：“钱……钱追回来一部分了！警察……警察帮我们办证！正规办！有希望了！雪！有希望了！”
阮雪先是僵住，随即巨大的喜悦如同海啸般席卷了她。她反手紧紧抱住丈夫，嚎啕大哭起来。那哭声里，是积压了十几年的委屈、恐惧和此刻喷薄而出的、失而复得的希望。
当王新仁和阮雪从公安局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沓厚厚的、需要他们后续补充填写的申请表格，一份详细的材料清单说明，还有那个失而复得的旧饼干盒——里面重新装上了一万两千块现金。钱少了，但分量却似乎更重了，因为它承载的不再是绝望的挣扎，而是被法律和秩序重新点燃的希望之光。
王新仁的脚步从未如此轻快。他直接去了二手市场，用追回钱款中的一小部分，淘换了一辆半旧但结实的三轮车，又在车斗上加装了一个可拆卸的、带遮阳棚的货架。几天后，在离长沙一中校园隔了一条热闹马路、不属于学校管辖范围的街角，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蔬果摊。王新仁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工装，站在擦得锃亮的三轮车后，车斗里整齐码放着新鲜的西红柿、黄瓜、苹果、香蕉。他脸上依旧刻着风霜，但眼神里却有了光，吆喝声也带着久违的底气：“新鲜蔬菜水果！便宜卖嘞！” 他知道，这条路，离儿子奋斗的地方很近。他要在这里，用自己的双手，稳稳地撑起这个家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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