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确实是一件好事，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正等待着那些情绪激动的朝臣们去解决，那便是盐政。当下的两淮盐政纲法，由于魏忠贤及其党羽被一网打尽，其中的十纲竟然有六纲都被当作赃款收归朝廷所有。如此一来，朝廷相当于亲手毁掉了自己曾经颁布施行的盐政制度，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极为恶劣，甚至已经严重危及到普通老百姓获取食盐的艰难处境。
值得庆幸的是，当朱由校身处江南之时，他果断地在第一时间下令让实力雄厚的龙骧商会接管了这个烂摊子，从而确保了百姓们不至于无盐可食。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接下来究竟应该怎样继续推行盐政呢？这个关键议题就这样明晃晃地摆到了众朝臣的面前。
要知道，当初制定两淮盐政纲法的时候，乃是依据当时全国拥有六千多万人口的规模来规划的。按照这种设定，总共分为十个纲，每一纲有二十万引，每引则为三百斤，这样算下来，总计便有六亿斤盐。按理说，这些数量的盐对于全国民众而言应当是绰绰有余、足以满足需求的。
可是，此次成功打掉扬州盐商集团之后，经过三司会审所揭露出来的一系列真相却让人瞠目结舌。
六亿斤官盐销量是假的！实际上，官营盐场一年的销量连六千万斤都不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每年的盐课收入要么低于二百五十万两，要么刚好这个数量。这都是这些盐商们为了不让皇帝起疑心而编造出来的数据，这假造起来不要太简单，这些盐商通过钞能力将朝廷上下官员全部收买过来，这数据还不是他们想怎么造就怎么造了？
这些盐贩子伙同其他产盐地的盐贩子共计卖出了二十亿斤盐。扣除掉部分盐被一些权贵拿来清洁牙齿，按照这个数据打个八折，全国应该也有一亿六千万人口才对。
六千万与一亿六千万，相差接近三倍。
朱由校倾向于认可后面的数据，地方官府、勋贵、富商、官员、读书人等联手隐瞒人口数量，可盐这个东西，是人活着就必须要吃的东西，这个假不了。
这就解释得通，为什么明朝二百多年历史，农民起义不断了。
耕地！
明初，全国拥有着八亿五千万亩良田，而当时人口就有六千万人。到万历六年清丈土地之后，统计的数据是七亿八千万亩，人口还是六千万。可明初几乎没有如此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农民起义，从嘉靖年间开始，全国不断的爆发农民起义和白莲教起义。这就充分说明，田亩一直在被藏匿，而人口却是在不断增长的。
耕地、食盐、人口，三者必须要结合起来看，才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这点，朱由校门清。
回头来说食盐。
一年高达二十亿斤的销售量，这无疑表明实际的产量必定远远超过此数。要知道，全国将近九成的食盐均源自广袤无垠的大海，除了多费点柴火烧制，取盐并不难。
面对如此状况，朱由校心生一计：自古以来，各朝各代皆难以彻底禁绝私盐的涌现，既然如此，何不索性挣脱这一束缚？直接将私盐的存在公之于众，使其堂而皇之地行走于阳光之下，毫无保留地暴露在百姓眼前。况且，身为一国之君，他着实没有足够的精力每日疲于奔命地去打击私盐的贩卖活动。
对于皇帝的这番奇思妙想，朝堂之上的官员们意见不一，泾渭分明地分为了赞成与反对两大派别。那些持赞成态度的官员，通常自身并未涉足私盐贩卖的勾当；反之，坚决表示反对的，则大多是牵涉其中、从中牟利的官员。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那些由朱由校亲手提拔起来的臣子，以及内阁中的其他阁臣们，无一不对此举表示赞同。于是乎，在他们的支持下，全新的食盐法案犹如一阵疾风骤雨，迅速传遍了整个国家。
首先，设立盐务机构。规定全国采取五级制，在中央设立盐铁专运总司直接向内阁负责，各省设盐铁专运司，其下设府、州、县三级分司。
关于盐务分工，规定采取生产归口工部管理，运销、税收归口户部管理的大分工制，达到分工严、责任专，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要求。
生产、税收、缉私由工部、户部及盐铁专运总司负责管理。关于制盐，规定采取公私兼制、按销定产、提高质量、增加产量、减低成本方针；凡产盐集中、便于管理、成本低质量高而又运输便利的盐场，则加以发展；凡无发展前途，但为当地民食所需要，均维持现状；凡条件很差，对民食无大关系，则逐渐减产以至最后裁废。
关于运销，规定全国划分十七个大销区，采取公私兼运兼销方针，凡产销分开的地区，运销由盐业商会负责。关于税收，规定采取“提高税额”与“税不重征”方针，各区税额统一由朝廷确定，征收时“从量核定，就场征收”。
关于缉私，规定依靠各省自行组建的缉私队负责，使产区缉私与销区相结合，并配合其他省份缉私队，以收互助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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