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同浓稠的墨汁，彻底浸透了泥塘巷。巷子里昏黄的路灯光线被两侧高耸的违章建筑切割得支离破碎，勉强勾勒出脚下坑洼破碎的路面轮廓。陈默拖着如同灌了铅的双腿，拄着拐杖，每一步都踏在冰冷黏腻的绝望上。风穿过狭窄的巷道，发出呜呜的低咽，卷起地上的废纸和塑料袋，拍打在墙上、腿上，如同无数双冰冷的手在推搡着这个无家可归的游魂。
他刚从巷子深处那家唯一灯火通明、门口挂着惨白灯笼的“顺意殡葬服务部”出来。店里那股浓烈的劣质檀香、纸钱焚烧和陈年陈设混合的怪异气味，还顽固地黏附在他的鼻腔里，混合着泥塘巷固有的腐败气息，令人作呕。
那个穿着藏蓝色廉价西装、脸上带着职业化悲悯实则眼神精明的老板，拿着计算器噼里啪啦按下的数字，此刻还在他耳边嗡嗡作响： “最基础的骨灰盒，松木的，三百八。” “火化手续费，加环保炉费，八百。” “接送遗体的面包车，一趟一百五。” “太平间冷冻费，按三天算，八百四…” “还有医院的抢救费、透析欠费没结清是吧？这个我们可不管，你得自己搞定。不结清，死亡证明办不下来，遗体也提不走，火化就更别提了。” 最后，老板在计算器上敲出一个刺眼的数字，推到陈默眼前，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不算医院欠费，就我们这最基本的‘一条龙’服务，算上车费、冷冻费、手续费、骨灰盒钱，零头给你抹了，六千五。小伙子，节哀顺变，但这钱，一分不能少。订金你先付个一千块？我们好安排车去太平间把老人遗体接过来，总冻在那儿一天两百八也不是事儿啊。”
六千五百块！ 这个数字像一座冰山，瞬间将陈默残余的最后一丝温度冻结。他口袋里那三百二，连零头都够不上。他甚至无法开口解释母亲的透析欠费和抢救费是另一个更大的窟窿。老板精明的目光在他破旧的工装、残腿上扫过，最后落在他惨白绝望的脸上，那点职业化的悲悯也迅速褪去，只剩下一种“果然如此”的了然和麻木的冷漠。
“没钱？”老板的声音冷淡下来，“小伙子，不是我说你，这世上没有白办的事。想让你妈入土为安，心意到了没用，钱得跟上。回去想想办法？亲戚朋友借借？再凑不齐，我们也没辙，总不能赔本赚吆喝。”他挥了挥手，像驱赶一只苍蝇，“行了，想好了再来吧。门开着呢。”
陈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扇充斥着香烛纸钱怪味的玻璃门的。六千五百块！这个数字在他脑中轰鸣，碾压着他所有残存的理智。亲戚？父亲那边的亲戚早已在他们家落魄时断了往来。母亲那边，为了她的病，为了他的学费，能借的早已借遍，人情债堆成了山，如今谁还愿意、谁还有能力再借给他这样一笔“死人钱”？朋友？他陈默在大学四年，在工厂数月，何曾有过真正的朋友？孤独是他最忠实的伴侣。
他像个幽灵一样在泥塘巷狭窄、肮脏的巷道里游荡。巷子深处自家那扇紧闭的门，不再是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港湾，而是一个冰冷、空寂、散发着腐烂气息的耻辱标记。邻居们虚掩的门窗后，偶尔投来窥探的目光，带着好奇、冷漠、甚至一丝隐秘的幸灾乐祸。一个端着痰盂出来倒水的肥胖中年女人（他记得似乎是楼下开麻将馆的老板娘）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撇了撇嘴，对旁边纳鞋底的老太太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嘀咕：“看呐，老陈家那小子回来了？听说他妈也死在外头了？啧啧，这家算是彻底败了。” 老太太抬起浑浊的眼睛，看了陈默一眼，淡漠地摇摇头：“命苦哇。”随即又低下头，专注于手中的针线，仿佛那声叹息只是对这糟糕天气的一点无关痛痒的抱怨。
陈默死死攥紧了拳头，指甲深陷进掌心，带来尖锐的刺痛，却压不住心头那几乎要将他焚烧殆尽的屈辱和悲愤！他想怒吼，想砸碎眼前的一切！但身体的虚弱和现实的冰冷无情地掐灭了他任何反抗的念头。他只能咬碎牙齿往肚子里咽，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那些窥视和议论的源头，漫无目的地游荡在昏暗的巷子里，如同丧家之犬。
不知过了多久，他停在巷口那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低端连锁便利店——“快客”门口。惨白的日光灯管照亮着狭窄的店面，玻璃门上凝结着水汽。他只买得起最便宜的瓶装水和一块最廉价的面包。冰冷的矿泉水灌下去，稍微缓解了喉咙的灼烧感，但那干硬的面包如同木屑，在口中艰难地咀嚼着，味同嚼蜡。他靠在便利店冰冷的玻璃外墙边，看着巷口稀疏的车灯划过，听着城市遥远模糊的喧嚣。世界如此庞大而繁华，却没有一寸地方能容下他这粒卑微的尘埃。
就在这时，他口袋里那个屏幕碎裂的旧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嗡嗡的声响在寂静的夜晚格外清晰。陈默的心猛地一沉！会是谁？难道是医院催款的？还是殡仪馆那个老板？他颤抖着掏出手机，屏幕上跳跃的却是一个几乎被他遗忘的名字——“滨海理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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