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今年六十六了，脸上爬着些深浅不一的皱纹，可精神头却比不少年轻人还足，说话时声音响亮得像挂在房梁上的铜铃，“来了啊！快坐快坐！” 话音刚落，她就转身从橱柜里拿出个印着红牡丹的搪瓷杯，抓了把茉莉花茶放进去，开水 “哗啦” 一声冲下去，茶叶在杯底打着旋儿。
“你自己喝着，我顾不上你”，说完她又扎进厨房，左手拿着锅铲翻鸡蛋饼，右手不忘伸到旁边的锅里搅两下排骨，脚步轻快得像踩着风，完全看不出心脏和血压偶尔会不稳定。
我坐在堂屋的木椅上，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想起前几天在村头绿化地碰到她的场景。
那天太阳正毒，她戴着顶草帽，手里握着铁锹，正弯腰给刚栽下的冬青培土，汗水顺着草帽的边缘往下滴，把后背的衣服都浸湿了一大片。
同村的王婶劝她：“你这身子骨还逞啥强？快回家歇着吧！” 她直起腰，抹了把汗，笑着说：“没事，这点活儿算啥？在家待着才难受呢！” 后来才知道，那片绿化地是村里找零工打理的。
一天才给八十块钱，有人找她时，她二话不说就应了，家里人劝她别去，她还急眼，嗓门一下子提上去：“我身体好着呢！不干活咋行？闲下来浑身都不得劲！” 这就是农村长大的大姐，一辈子都闲不住，在她眼里，只要还能站起来、还能挪步，就不算病，除非真的倒下了，才肯认自己 “不中用”。
正想着，二楼传来轻微的翻书声。大姐顺着我的目光往上指了指，压低声音说：“俩丫头在学习呢，老大上初一，老二上三年级，一人一间房，互不打搅。” 说着，她把刚做好的鸡蛋饼盛进盘子里，又盛了碗排骨汤，轻轻端着往二楼走。
我跟在后面，只见二楼的两个房间门都虚掩着，从门缝里能看到，老大正趴在书桌前写数学题，眉头微微皱着，手里的笔在草稿纸上飞快地演算；老二则坐在小书桌前，手里拿着语文课本，小声地读着课文。
“俩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就没断过辅导班，” 大姐把食物放在门口的小凳子上，轻轻敲了敲门，“老大报了数学和英语，老二报了作文和舞蹈，每周六周日都得去城里上课，远的地方离咱家十多里路呢。” 说起接送孩子的事，大姐脸上满是心疼，却没半句抱怨。
不管刮风下雨，每个周末清晨六点多，她就骑着那辆半旧的电动车，载着孩子往城里赶。
冬天天寒，她怕孩子冻着，就把自己的厚棉袄裹在孩子身上，自己只穿件薄外套，迎着冷风往前骑；
夏天天热，她提前把电动车上的遮阳棚支好，还在车筐里放瓶凉白开，怕孩子渴着。有一次，她送完孩子往回走时，突然觉得心脏不舒服，胸口发闷，她赶紧停在路边，坐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可下午送孩子时，她没跟任何人说，还是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去了。
“叮铃铃”，大姐的手机响了，是村里绿化队打来的，让她明天去给树苗浇水。
她接起电话，声音又恢复了往日的响亮：“好嘞！明天我准到！” 挂了电话，她转身进了厨房，又开始忙活起来，锅里的排骨还在咕嘟咕嘟地响，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落在她的身上，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
我看着她忙碌的身影，心里满是敬佩，这就是我的大姐，一个六十六岁的农村妇女，用自己的双手撑起家里的烟火，用不抱怨的付出守护着孩子，就像田埂上的野草，平凡却坚韧，在岁月里活出了最动人的模样。
暮色渐浓，窗外的天色彻底沉了下来，客厅里暖黄的灯光把家具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我坐在沙发上，指尖还残留着刚摸过外甥女书架上那本旧书的粗糙质感，就听见厨房传来碗筷碰撞的轻响。
过了一会儿，大姐端着满满两大盘菜从厨房走出来，青花瓷盘边缘沾着几点油星，热气裹着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 —— 一盘是金黄油亮的炒鸡蛋，边缘微微焦脆，另一盘是炖得软烂的土豆烧肉，肉香混着土豆的绵甜直往鼻尖钻。
她把菜放在餐桌中央，又转身去端汤，嘴里念叨着：“一块再吃点吧，要不喝点酒？”
我连忙从沙发上站起身，摆摆手笑着说：“不了姐，我吃过了，这么晚了你们赶紧吃，别等菜凉了。” 话音刚落，就听见卧室门 “吱呀” 一声响，外甥女和她对象一前一后从房间里出来。
外甥女还揉着眼睛，大概是刚在房间里赶报表，眼角带着点疲惫，她对象则顺手把搭在椅背上的外套规整地叠好，两人都是刚下班的样子，还带着外面晚风的凉意。
“六舅，俺妈做了这么些菜，你过来喝点吧！” 外甥女走到餐桌旁，拿起筷子夹了一小块土豆放进嘴里，含糊不清地劝着，眼神里满是热情。
她对象也跟着附和：“是啊六舅，难得过来一趟，陪我们喝两杯呗，菜还热乎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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