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往西攻打黄祖，打败了黄祖的水军，只是城池还没攻下，这时山里的贼寇又闹事了。孙权只好回军，路过豫章，派征虏中郎将吕范去平定鄱阳、会稽，荡寇中郎将程普去征讨乐安，建昌都尉太史慈兼任海昏县令，让别部司马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人分别驻守重要县的县令、县长之位，去讨伐山越，把这些地方都平定了。建安、汉兴、南平的百姓作乱，各自聚集了一万多人，孙权派南部都尉、会稽人贺齐去征讨，把叛乱都平定了，重新设立县邑，挑选出一万士兵。孙权任命贺齐为平东校尉。
评论
建安八年的历史片段，如同一幅浓缩的乱世画卷，将三国初期的权力博弈、人性挣扎与战略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年的风云变幻，不仅深刻影响了袁氏集团的命运走向，更成为曹操统一北方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其中蕴含的政治逻辑与人性规律至今仍发人深省。
战略博弈：曹操集团的精准布局
曹操在黎阳击败袁谭、袁尚后，面临着乘胜追击还是暂缓攻势的战略抉择。郭嘉提出的“缓攻待变”策略，堪称洞察人性弱点的经典决策。他精准把握袁绍死后二子“权力相侔、各有党与”的权力格局，预见“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的必然结局，为曹操提供了以静制动的战略蓝图。这一决策跳出了“乘胜追击”的常规思维，将政治分化置于军事打击之上，体现了三国时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级谋略。
当曹操转向荆州时，局势果然如郭嘉所料。袁谭、袁尚的兄弟反目，本质上是权力继承矛盾的总爆发。袁绍生前“莫适立也”的犹豫，为兄弟相残埋下伏笔，而郭图、辛评等谋士的挑唆，则成为冲突的催化剂。这场内斗不仅消耗了袁氏集团的核心力量，更暴露了其内部缺乏凝聚力的致命缺陷。
人性挣扎：兄弟相残的悲剧内核
袁谭与袁尚的兄弟阋墙，是这段历史中最令人唏嘘的篇章。王修“兄弟者，左右手也”的劝谏，以朴素的比喻揭示了亲情对于政治联盟的基石作用，却未能唤醒沉迷权力斗争的袁谭。袁谭在“举州皆叛”时的自我怀疑，以及对管统忠诚的意外，形成了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注解——乱世之中，背叛或许常见，但总有坚守道义者，这正是支撑人心的微光。
刘表的劝和书信，虽未奏效，却留下了“交绝不出恶声”的君子准则，与二袁的“忘先人之仇，弃亲戚之好”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道德底线在权力游戏中的脆弱与珍贵。而辛毗对曹操的进言，从“取乱侮亡”的政治哲学高度，剖析了袁氏集团“内相图”的乱局与“民无食”的亡兆，将军事决策与天道人心相结合，展现了三国时期政治智慧的深度。
历史启示：时势与抉择的交织
建安八年的诸多事件，本质上是“时势”与“抉择”的互动结果。曹操的成功，在于他能审时度势，在郭嘉、荀攸、辛毗等谋士的辅佐下，做出符合战略逻辑的选择；而袁氏的败亡，则源于内部决策的短视与人性弱点的失控。吕旷、高翔的叛逃与管统的忠诚，谭尚的相残与曹操的联姻安抚，构成了乱世中生存法则的多重面相——实力固然重要，但对人心向背的洞察、对战略时机的把握，往往更具决定性。
这段历史也揭示了权力继承的重要性：袁绍未能妥善解决继承人问题，导致集团分裂；而曹操通过“为子整娉谭女”的政治联姻，暂时稳定局势，展现了成熟的政治手腕。同时，“河北平则天下震”的判断，点明了地理战略的关键——控制河北这一核心区域，是统一天下的基础，这一战略眼光最终指引曹操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建安八年的风云变幻，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乱世中人性的光明与幽暗、谋略的高明与短视。在权力的漩涡中，每一个抉择都牵动着命运的走向，而那些基于人性洞察与长远战略的决策，终将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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