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五月中的东南，已是一派梅雨将临未临的闷热潮润。运河两岸，垂柳的绿意浓得化不开，与此时江宁府（今南京）官衙内的紧张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
权发遣江南东路、两浙路制置发运使冯京，正与权提举两浙盐事兼知江宁府事苏颂，对坐于一幅巨大的东南漕运舆图前。
舆图上，代表粮船、盐船的朱红色小旗密密麻麻，沿着运河主干道及诸多支流，从苏、杭、湖、秀等州府汇聚，一路向北指向汴梁。
“子容（苏颂字），各州府夏税折漕的米粮，已集齐七成有余。”冯京指着舆图，语气沉稳中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迫，
“盐政新法初行，官盐入仓数量亦远超往年同期。依目前漕船调度，至六月中，当可北运粮米一百五十万石，官盐三十万引。河北旱蝗，西北筑城，朝廷……等米下锅，等盐生利啊。”
苏颂捻须颔首，他面容清癯，目光睿智而冷静：“当世兄（冯京字）所言极是。漕运乃国脉所系，一刻也延误不得。章
衡、吕大防、范纯仁诸位巡按御史，分驻各主要漕节点，督促进度，弹劾怠惰，颇有成效。目前看来，各路起发还算顺畅。”
然而，苏颂的指尖却点在了一个关键位置——汴河与淮水交汇处附近。“唯一可虑者，仍是这咽喉之地。往年漕运高峰，此处便时有拥塞。
今岁漕量尤巨，下官已屡次行文沿路转运司，务必加派人手，疏浚河道，加快盘驳过闸之速。”
冯京叹了口气，他何尝不知此乃痼疾？“尽人事，听天命吧。你我唯有竭力催督，盼天佑我大宋，莫在此紧要关头出甚纰漏才是。”
就在这两位东南重臣忧心忡忡之际，由年轻御史章衡、吕大防、范纯仁等人组成的巡查队伍，正如同帝国的毛细血管清道夫，奔波于各州县码头。
章衡锐气十足，在真州（今江苏仪征）码头发觉漕吏克扣船工食钱，导致役夫消极怠工，当即拿下为首胥吏，就地重责，并宣布暂加船工口粮，士气为之一振。
吕大防则在楚州（今淮安）细核漕粮账目，发现地方仓场以陈米充新米，立即责令更换，并具本参奏了数名涉事官员。范纯仁沿运河北上，一路体察民情，协调州县征调民夫加固险工弱段堤防。
这些努力是实实在在的，东南的物资正如潮水般被动员起来，涌向北方。但他们都低估了积弊的顽固与此次运输量的空前压力。
五月二十，汴京，福宁殿。
赵顼正批阅着冯京、苏颂联名奏报东南漕粮、盐课已大规模起运的奏章，心中稍感宽慰。东南的支撑，是他对抗天灾人祸的最大底气。然而，这份宽慰并未持续太久。
傍晚时分，一封来自都水监和发运司的联名急报，如同一声惊雷，在他头顶炸响。奏报称：
因近日漕船过于密集，加之漕运管理混乱，役夫疲沓，于汴河与淮水交汇之处的埇桥（今安徽宿州附近）等地，漕船拥塞河道，绵延数十里，水陆交通几近瘫痪！
“混账！”赵顼一拳砸在御案上，震得笔架乱颤。他眼前仿佛看到了那可怕的景象：无数的粮船、盐船像瘫痪的巨兽，挤在浑浊的河道里，前进不得，后退不能。
河北的灾民在等粮，绥州的将士在等饷，汴京的军民在等盐……而这帝国的命脉，竟在最关键的时刻，硬生生梗住了！
他立刻命内侍急召首辅韩琦、次相曾公亮入宫。
夜色中的福宁殿书房，灯火通明，气氛却比夜色更沉。韩琦与曾公亮阅过急报，脸上也瞬间失去了血色。
“陛下，”韩琦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这位历经风雨的老臣也感到了事态的严峻，“此非天灾，实乃人祸积弊之总爆发！吏治腐败，河道失修，漕规废弛，非一日之寒。
今日漕量稍增，便如堤溃蚁穴，一发不可收拾。”
曾公亮紧接着道：“韩相所言极是。眼下最急者，
一在速通漕运，否则不出一月，京师便有断粮之危；
二在稳定人心，此消息绝不可外泄，以免民间恐慌，粮价腾贵，酿成民变！”
赵顼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书房内踱步。他深知两位老臣说的是正理。问题摆在这里，关键是谁能去解决？
“二公，”赵顼停下脚步，目光锐利地看向他们，“非常之时，需行非常之法，更需非常之人。
按部就班、四平八稳的官员，解不了此燃眉之急。朕需一把快刀，一支精干之力，授予专断之权，赶赴现场，遇山开山，遇水架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在最短时间内，打通这血脉梗阻！”
韩琦与曾公亮对视一眼，他们都从年轻皇帝眼中看到了决绝。他们明白，皇帝这是要打破常规用人了。
“陛下所虑极是。”韩琦沉吟道，“此人需熟知财政漕运、勇于任事、不畏权势、且能临机决断。寻常按资升迁的官员，恐难当此重任。”
曾公亮补充：“还需一位能为其保障后勤、厘清账目、协调各方之副手。此事千头万绪，非一人之力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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