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多挣几分，村里有人天不亮就扛着农具下地，趁着凉快多干一阵子。
有人为了一个工分，跟记分员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撸起袖子大打出手。
还有的妇女，一边奶孩子一边干活，哪怕累得直不起腰，也不肯歇口气——每一分工分，都是用血汗换来的。
她也渐渐明白，为什么村里的人家都拼命想多生孩子，哪怕日子再苦再难，也盼着多添一个娃。
在那个缺衣少食、全靠力气吃饭的年代，人多就意味着劳动力多，挣的工分就多，年底分到的口粮也能多一点，一家人就能多一口活下去的希望。
可吕晓筠总觉得这样不对，私下里跟母亲念叨：
“娘，人多了口粮总数是多了，但嘴也多了，分摊到每个人头上，其实也没多少，还得跟着遭罪。”
母亲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她的头，眼神里满是沧桑和无奈：
“傻闺女，乡亲们哪有心思算这些细账？在这穷地方，能多挣一口是一口，能多活一天是一天，谁都想让家里人能吃饱饭，不饿肚子，就够了。”
不用为生计发愁，吕晓筠的烦恼却在别处——她总也干不好农活，不管怎么努力，都赶不上身边的婶子大娘。
在她看来，干农活比读书难多了：粮种要提前浸泡，水温得控制在三十多度，凉了泡不透，热了会烫坏种子。
底肥要施足，还得区分有机肥和化肥的用法，农家肥要发酵腐熟才能用，不然会烧苗，化肥用量少了没效果，多了又会让庄稼枯死。
甚至连浇水的时间都有讲究，早上浇太早会结霜，中午浇又会烫坏庄稼根系，只能等傍晚日头落了再浇。
这些庄稼人的学问，比课本上的公式定理复杂多了，不仅要靠力气，更要靠日积月累的经验和灵活的脑子。
她跟着社员们稀里糊涂地干了大半年，慢慢也学会了不少农活，虽然都是些皮毛，却真切地感受到了农民的朴实和艰辛。
春天播种时，他们小心翼翼地呵护每一粒种子，生怕被风吹走、被虫吃掉；夏天抗旱时，他们顶着烈日，一桶一桶地往地里挑水，肩膀磨得通红起泡，也只是揉一揉继续干。
秋天收割时，他们弯腰弓背，低着头一点点捡拾麦穗，生怕浪费一粒粮食。
这些场景，像刻在胶片上一样，深深印在了吕晓筠的心里，让她越发敬重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
日子一天天过去，吕晓筠渐渐习惯了生产队的节奏。
清晨听着鸡叫起床，洗漱完就跟着大伙下地干活，傍晚披着晚霞收工，浑身沾满泥土和汗水。
晚上要么帮母亲做家务、喂猪做饭，要么和同村的知青一起，在煤油灯下看书、聊天，说说城里的新鲜事，聊聊各自的梦想。
农闲的时候，公社还会组织放映露天电影，《红雨》《海霞》这些片子，每次放映都挤满了人，男女老少搬着小板凳、扛着草席，早早地就占好了位置。
电影结束后，知青们还会凑在一起，哼唱电影插曲，歌声飘在寂静的乡村夜空里，驱散了一天的疲惫和乡愁。
可随着年龄增长，新的烦恼找上门来，像一块巨石，压得吕晓筠喘不过气——谈婚论嫁。
那些外地知青的烦恼是想家、不适应农村的环境，而她这个“家门口知青”，却被包办婚姻的阴影死死笼罩着，躲都躲不开。
第一次有人上门提亲时，吕晓筠才18岁，正是怀揣梦想、不甘心被束缚的年纪，她想都没想，一口就拒绝了：“我还小，不想结婚，我想好好干活，多学点东西，不想一辈子困在村里。”
那时候，她年纪小，理由正当，大人们也没太为难她，只是劝她“再想想”。
可转眼两年过去，她二十岁了，在那个年代，二十岁的姑娘早已是“老姑娘”，上门提亲的人挤破了门槛，父母也开始天天在她耳边念叨，劝她妥协：
“晓筠，别挑了，找个本分的庄稼人，身强力壮能挣工分，安安稳稳过日子多好？女孩子家，最终不还是要嫁人过日子吗？”
有一次，媒人尤三嫂带来了邻村一个男人的消息，说他力气大，一天能挣10个工分，家里有三间土坯房，还有半亩自留地，条件在村里算得上是好的。
父母满心欢喜，连忙应下，可吕晓筠一听，头摇得像拨浪鼓，当场就拒绝了。
她见过那个男人，长得五大三粗，大字不识一个，说话粗声粗气，一开口就是家长里短、工分多少，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话题，和她根本没有共同语言。
她不想嫁给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更不想一辈子围着灶台、田地转，重复着母亲辈的生活。
“娘，我不嫁他，我们不是一路人，嫁给他，我这一辈子就毁了。”
吕晓筠语气坚定，没有丝毫妥协。
母亲急得抹眼泪，拉着她的手，声音哽咽：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人家条件这么好，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一个知青，扎根农村就是要找这样的人，能吃苦、能挣工分，能好好待你，你还想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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