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春夏的这种政治气候下，这顶帽子足以压垮任何人，无论他过去有多少功劳。
巨大的震惊和愤怒过后，是极度的冰冷和清醒。
王建国立刻意识到，这绝不是一般的“群众意见”或“过激批评”，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瞄准他政治生命的构陷！
风格与当初戴立春那种利用工作矛盾正面施压截然不同，更加阴险，更加致命。
写信的人，不仅了解部里和项目上的情况，而且深谙政治运动的要害，知道在“鸣放”背景下，将工作问题与“对D的政策有怀疑”这样的政治立场问题挂钩，会产生多么可怕的杀伤力。
是谁？
戴立春倒台后残余的势力？
自己因为坚持某些技术路线，或者因为保护陈经纬等人，挡了谁的路？
或者是……
沈星雨那些尖锐批评，触怒了某些高高在上的人物，而自己作为沈星雨的直接领导，成了被迁怒、甚至被用来“杀鸡儆猴”的靶子？
电光石火间，他脑子里闪过部里那位以保守着称、曾被沈星雨不点名批评的郑副部长。
最近在讨论那个全国性生物产业发展规划草案时，自己确实提出过“在坚持自力更生、学习毛熊的同时，也应适当关注西方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作为参考和借鉴”，这与郑副部长坚持的“全面、彻底学习毛熊”的基调略有不同。
当时郑副部长只是淡淡说了句“要注意政治影响”，并未深究。
难道……是郑副部长？还是他身边的人？
不，现在不是猜测的时候。
现在最关键的是，面对这致命的指控，他必须立刻、坚决、清晰地予以驳斥，不能有任何含糊。
王建国挺直了脊背，目光坦然地看向李副部长和赵处长，声音因为极力控制情绪而有些沙哑，但每个字都斩钉截铁：
“李部长，赵处长。对于这最后一条指控，我坚决否认！这是彻头彻尾的诬蔑，是别有用心的人断章取义、捏造构陷！”
他稍微停顿，吸了口气，继续说道：“我王建国参加革命工作多年，受D教育培养，对D的忠诚从未动摇。对于‘全面学习毛熊先进经验’这一D中央的英明决策，我历来是坚决拥护、认真执行的。我们在骨胶、蛋白胨等技术上取得突破，正是学习毛熊相关基础理论，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创新的结果。这一点，有大量的技术文件和工作总结可以证明。”
“在工作中，我和同志们讨论技术问题，包括学习外国经验时，确实强调过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我们是在具体的技术路径选择层面上进行探讨，目的是为了使学习更有效，使引进的技术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建设。这完全是在D的方针政策框架内进行的正常业务讨论，绝没有丝毫怀疑D的方针政策本身的意思！将这种正常的技术探讨，歪曲成对D的政策的‘怀疑’和‘消极议论’，是极其恶毒的！”
“至于同情‘右倾言论’，更是无稽之谈！我从未发表过，也绝不认同任何违背D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我的言行，司里指挥部的许多同志可以作证。我请求组织上对此进行严肃调查，查明这封匿名信的来源，揭露诬告者的真面目！”
他的语气激烈，但内容清晰，立场坚定。
李副部长一直仔细听着，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赵处长则低头记录着。
等王建国说完，李副部长缓缓开口，语气比刚才缓和了一些，但依旧严肃：“建国同志，你的态度，组织上看到了。
举报信的事情，组织上会按照程序处理。你说的，和你否认的，我们都会记录在案。
现在运动期间，各种意见都有，你要正确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尤其是作为领导干部，更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政治上不能有丝毫含糊。”
“你的工作成绩，组织上是肯定的。但成绩不能掩盖问题，更不能成为拒绝批评的挡箭牌。关于技术决策和用人方面的问题，你要认真反思。关于那些政治言论的指控，既然你坚决否认，组织上也会进一步了解。但在没有查清之前，你自己要谨言慎行，积极配合组织的调查。”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除了那几条指控，李副部长和赵处长又问了一些工作上的细节，特别是关于陈经纬的使用和“肃反”时的处理过程。
王建国一一做了说明，并再次强调了当时的技术紧迫性和现实表现原则。
离开李副部长办公室时，王建国感觉脚步有些虚浮，但头脑却异常清醒，甚至有些冰冷。
他知道，最危险的时刻暂时过去了，但危机远未解除。
那封匿名信像一把淬毒的匕首，已经亮了出来，虽然没有立刻刺中要害，但毒液已经渗入空气。
组织上“进一步了解”的说法，意味着调查不会停止，而“谨言慎行”的告诫，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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