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欲强国挽颓势，力推新法破沉疴。
无奈朝堂纷争起，半生心血付蹉跎。
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赵顼出生于濮王宫，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仿佛预示着这个孩子未来将拥有不凡的命运。他自幼好学，求知欲极其旺盛，常常请教问题到日晏忘食，英宗不得不常派内侍去制止他。他的举止言行都符合礼仪规范，哪怕是在炎热的大暑天，也始终正衣冠拱手，从未用过扇子。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赵顼跟随英宗进入庆宁宫，他曾梦到神人将自己捧上天空，这一奇异的梦境似乎更加坚定了他心中潜藏的壮志。
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赵顼被封为颍王，三年后，英宗病重，一连几十天不能上朝。在辅臣韩琦的上奏下，赵顼被立为皇太子。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英宗去世，赵顼顺利即位，成为北宋第六位皇帝，史称宋神宗。
新帝登基，大赦天下，按惯例对皇室、大臣进行了一系列的加封和赏赐。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立向氏为皇后。任命宰相韩琦为山陵使，群臣也都不同程度地加官进爵。彼时的朝堂，看似一片祥和，然而宋神宗心里却清楚，这个传承百年的王朝，早已是危机四伏。
北宋开国百余年，表面上歌舞升平，实则内里早已千疮百孔。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日益严重，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队开支，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旧有的制度也早已不适应社会现实，政治效率低下，民生问题频发。宋神宗深知，若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北宋的未来岌岌可危。
在即位之前，宋神宗就对王安石的《上万言书》赞赏有加，彼时王安石在地方为官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他在书中对国家现状的深刻剖析以及提出的改革主张，与宋神宗心中的想法不谋而合。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数月后又召他入京任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随后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呈给宋神宗，进一步分析了历代皇帝的得失，这更加坚定了宋神宗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的决心。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专门创置三司条例司，负责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一场震撼北宋朝堂的变法运动就此拉开帷幕。
王安石提出并推行的新法，涵盖了富国、强兵和改革科举制度三个主要部分，试图从经济、军事、人才选拔等多个方面对北宋进行全面革新。
富国部分的青苗法，本意是在青黄不接之时，由政府贷款给农民，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同时也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地方官员强行摊派贷款的情况，本应是惠民之举，却成了百姓的负担；市易法旨在平抑物价、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可这一举措却触犯了官僚、地方和商人的利益，遭到了强烈反对。
强兵方面，将兵法改变了过去兵将分离的局面，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保甲法让农民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既节省了军费开支，又能维护地方治安。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同样面临着重重阻力。
科举制度改革主张以经义取士，废除诗赋及明经诸科，试图改变以往考生闭门学作诗赋，入官后却对社会事务一无所知的情况。同时，王安石还对太学进行改革，实行三舍法，将学生按舍分等级进行教学，培养实用型人才。
变法初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国家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军队战斗力也得到了一定提升。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问题和反对声音接踵而至。旧党势力以司马光为首，对新法展开了猛烈抨击，他们列举实施新法的诸多弊端，要求废除新法，恢复旧制。而王安石则据理力争，对司马光的异议一一反驳。
朝堂之上，新旧两党针锋相对，争吵不断；朝堂之外，百姓对新法的态度也褒贬不一。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后也站在了反对变法的阵营，她们在宋神宗面前哭诉新法的危害，使得变法的推行愈发艰难。
熙宁七年（公元1073年）春，天下大旱，这场天灾更是给了反对变法的势力一个有力的借口，他们纷纷将旱灾归咎于变法。宋神宗也开始动摇，想要废除某些法令。王安石却认为大旱与变法无关，天灾无法避免，只要积极治理即可。但此时的王安石，已然独木难支。
熙宁八年（公元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辞去宰相之职。尽管不久后，宋神宗再次任命他为相，但新法依旧得不到广泛支持，王安石最终还是在熙宁九年（1076年）再次辞官，此后再也没有返朝任职。
王安石离开后，宋神宗并没有放弃改革的决心。熙宁九年的第二年，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亲自主持变法。此时的变法重点，从前期的理财为主，转为改革官制和强化军兵保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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