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郊外，一间陈旧的唐人街公寓里，弥漫着隔夜饭菜和廉价空气清新剂混合的古怪气味。魏国峰站在狭窄的客厅中央，像一尊与周遭破败环境格格不入的铁塔。他戴着无菌手套，目光锐利如鹰隼，扫过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翻倒的椅子，散落在地上的中文报纸，茶几上一个半满的、早已冷透的茶杯。
两名穿着便装、神情精悍的队员正在小心翼翼地勘察现场。一个在检查门窗，另一个正用特殊仪器扫描着墙壁和地板。
“头儿，”检查门窗的队员压低声音汇报，“门锁没有暴力破坏痕迹，是钥匙打开的。窗户从内部反锁。初步判断，是熟人作案，或者……死者自己放人进来的。”
魏国峰没有说话，走到茶几旁，俯身看着那个茶杯。普通的白瓷杯，边缘有一个模糊的口红印，但颜色很淡，近乎无色。他拿起杯子，对着光线看了看，又轻轻嗅了嗅，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一下。
“检测到微量的苯二氮卓类物质残留，混合在劣质茶叶里。”正在扫描的队员盯着仪器屏幕，语气肯定，“剂量足以让一个老年人迅速陷入昏睡。死亡原因是窒息，枕头压在脸上，但脖子上有很轻微的不符合自压特征的淤痕。现场被刻意布置成突发疾病猝死的样子，但手法……不算特别专业，有点仓促。”
“时间？”魏国峰问。
“根据尸体温度和现场痕迹，死亡时间大约在三十六到四十小时前。也就是我们的人从温哥华获得线索，动身赶来的这段时间差里。”队员回答，语气带着一丝懊恼，“对方动作很快，而且似乎知道我们在接近。”
魏国峰直起身，走到公寓唯一的书桌前。桌面上除了一些移民文件、水电账单，还摊开着一本老旧的、印着“江州市第三建筑公司”字样的工作笔记，纸张已经泛黄脆化。笔记摊开的那一页，用蓝色圆珠笔凌乱地写着一些施工术语和数字，但在页边空白处，有几行后来用不同颜色的笔、笔迹颤抖添加的小字：
「……承台浇筑那天，老周（被划掉）……不让靠近东南角……说下面有老教堂的根基，动不得……夜里他们自己弄的……浇了特别厚的水泥……后来听说不是教堂，更早……运进来几个大箱子，铁皮的，沉得很……王工喝多了说漏嘴，下面埋了东西……不该挖，也不该埋……要出事……」
字迹到这里中断，最后一个“事”字写得歪歪扭扭，墨水洇开了一大片，仿佛写字的人当时手在剧烈颤抖。
“老周”被划掉，但依稀可辨。是周天明当年在江州用的化名？还是指当时工地上的某个负责人？
“教堂根基……特别厚的水泥……铁皮箱子……”魏国峰默念着这些关键词。这与之前李秀兰无意间提到的“教堂旧址”传闻对上了，但显然，下面埋藏的东西，远比一个废弃教堂的地基要复杂和沉重。是什么东西，需要深夜秘密处理，浇灌超厚的水泥层，并且让知情人感到如此恐惧，甚至在二十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笔迹颤抖？
“死者的人际关系查清了吗？”魏国峰问。
另一名队员递过来一个平板电脑：“刘富贵，六十八岁，原江州市第三建筑公司施工员，参与过‘金盛广场’前身机械厂地块的初期地基工程。二十年前技术移民加拿大，一直从事一些零散的装修和仓库管理工作。性格孤僻，很少与华人社区深入交往。最近半年，他的银行账户有几笔来自香港的小额汇款，汇款方是一个空壳贸易公司。另外，他一周前曾用公寓的座机，拨打过一个温哥华的号码，那个号码登记在一个叫‘陈伯通’的人名下，而‘陈伯通’……是我们之前追查的、当年那个注销分包商的一个失踪股东的远房表亲。”
线索开始像蛛网一样连接起来，但每一个节点，都指向一片更深的迷雾和危险。
“那个‘陈伯通’，找到了吗？”
“我们的人在温哥华扑空了。住处清理得很干净，人已经离境，目的地不明，可能已经回了东南亚。”队员摇头，“刘富贵很可能是在联系了‘陈伯通’之后，感觉到了危险，或者想用他知道的信息换取什么，结果引来了灭口之祸。”
魏国峰盯着工作笔记上那颤抖的字迹，脑海中飞速整合着信息：周天明对那块地势在必得，甚至不惜用阴狠手段搞垮陈序父亲；二十多年后，又对可能涉及地下秘密的NeuVision技术（高精度探测？）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执着；当年参与施工的人员接连“失踪”或“意外”；现在，最后一个可能知道些内情的施工员，在即将被接触前，被灭口了。
“东西不该挖，也不该埋……要出事……”刘富贵临死前（或者预感死亡前）写下的这句话，像一句恶毒的诅咒，也像一个绝望的警告。
“头儿，”负责联络的队员从外面走进来，手里拿着加密卫星电话，脸色凝重，“国内线报。周天明在被限制出境、接受调查期间，其手下几个核心人员活动异常。孙正明昨天以‘身体原因’请假，实际去向不明。另外，我们监控到周天明的一个秘密海外账户，在刘富贵死亡前后，有一笔五十万美元的资金，流向了加拿大一个与本地黑帮有牵扯的洗钱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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