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姆瓦尼部长又来了。
他站在帐篷外面抽了根烟，烟头掐灭后，跟林杰说：
“林先生，刚接到消息，隔壁村又确诊了十七例。其中五例是之前已经隔离过的密切接触者。流调跟不上。我们连他们接触过谁都不知道。”
林杰问：“有多少负责流调的人？”
“我们只有二十个流调员，要覆盖三个县。一个人要管好几千人。”
“老百姓不配合？”
“不是不配合，是找不到人。他们没有手机，没有地址，没有身份证。你去村里问谁发烧了，他们怕被隔离，不敢说。你去家里找，他们说你没证据。你去路上拦，他们说你是来抓人的。”
林杰沉默了一会儿说：
“姆瓦尼部长，村里有大喇叭吗？就是那种架在电线杆上、一开全村都能听见的喇叭？”
姆瓦尼愣了一下。“有。以前村村都有。后来很多坏了。”
“能修吗？”
“能。但是修了有什么用？又没法做流调。”
“能。”林杰转过身看着他继续说，“喇叭修好以后，租一辆皮卡，把喇叭装上去。用当地方言录好。谁发烧？谁咳嗽？谁接触过病人？到村口大树下，中国医生等着。我摸额头，发药，不要钱。”
姆瓦尼看着他，笑着说：“林先生，您这办法倒是简单。”
林杰也笑着回复：“大道至简啊。”
姆瓦尼拿起电话开始安排。
不到两个小时，车到了。
一辆白色的皮卡，车斗里装着一个大喇叭，喇叭口朝着天。
电线从车斗拉到驾驶室，驾驶室里，有一个开关，一把麦克风。
林杰找了当地一个女护士来录音。
女护士坐在帐篷里，对着麦克风反复练了好几遍，每次都把“不要钱”说得很重，目的就是故意让老百姓听见这三个字。
第二天一早，皮卡出发了。
林杰爬上副驾驶，小陈坐在后面车斗里，扶着喇叭。
车子在土路上颠簸，扬起的尘土从车斗里灌进来，呛得人直咳嗽。
林杰把窗户摇上去，又被热气闷得受不了，又摇下来。
第一个村子到了。
皮卡停在村口的大树下。
树很老，树干得几个人才能合抱，枝叶遮住了一大片空地。
树下有几个老人在乘凉，看见车停下来，都抬起头盯着。
林杰从副驾驶下来，站在树荫下，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小陈拿起麦克风，按下了开关。
“各位村民，中国医疗队来了。谁发烧？谁咳嗽？谁接触过病人？到村口大树下，中国医生等着。免费的。不要钱。”
声音从喇叭里传出去，在村子上空回荡。
树上的鸟扑棱扑棱飞起来，在头顶转了几圈，落到了远处的屋顶上。
站在树底下那几个老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人走过来。
小陈又喊了一遍，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站出来了。
小陈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一下。
“奶奶，您发烧吗？”
老太太没理她，拄着拐杖继续往外走。
小陈愣住了，回头看林杰，林杰走过去问：
“老人家，您去哪儿？”
老太太停下来，看着他，说了几句当地话。
小陈翻译过来。
“她说她去镇上买盐。”
林杰看了看老太太的脚，穿着一双旧拖鞋，脚肿了。
脸上没汗，嘴唇倒也不干，不像是发烧的样子。
“您家里有人发烧吗？”
老太太又说了几句。
小陈翻译说：“她说她孙子发烧了，躺在床上三天了。”
“她在哪儿？带我去。”
老太太转身往回走，拄着拐杖，走得很慢。
林杰跟着她，小陈跟在后面，手里拿着测温枪和登记本。
走了一百多米，拐进一条土路，在一扇铁皮门前停下来。
老太太推开门，走了进去。
屋里很暗，只有一扇窗户，用塑料布封着，透进来一点光。
一张木板床靠墙放着，上面躺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脸很红，嘴唇干裂，闭着眼睛。
床头的凳子上放着一个碗，里面还有半碗水。
林杰走过去，蹲下来。
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确实发烫。
他从口袋里掏出体温计，夹在年轻人腋下。
三分钟后取出来，一看，39度5。
林杰又看了看他的眼睛，瞳孔正常。
翻开他的衣服看了一眼，胸口没有出血点，胳膊上没有瘀斑。
喉咙也没红肿。
咳嗽？
小陈问了一句，转过来说：
“咳了两天了。没痰。”
“接触过病人吗？村里有没有人得过这个病？”
年轻人睁开眼睛，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中国人，吓了一跳，往床角缩了缩。
“别怕，他是中国医生。”小陈低声翻译道。
年轻人的身体慢慢放松了，但眼睛还是死死的盯着林杰的手。
“接触过邻居。邻居因为发烧咳血，前天死了。”小陈又翻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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