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刀从野战军调到守岛部队，任高炮营副营长。他父亲是全国着名战斗英雄，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军区首长。他出生时父亲是师长，自小听军号声长大，骨子里就是军人。在他记忆力，家里从来没进过营职和连职这样的小官。
马刀比我小三岁，生日没有我大，却比我早八年入伍。我从十五岁开始报名参军，被体检政审长达八年，二十四岁破格入伍。马副营长十四岁正读初中，那天下午放学后，见柜子上放着一套新军装。妈妈对他说：“把军装换上吧，司令部一会儿来车，送你去当兵。”他放下书包换上军装，和去外婆家一样，被面包车拉到海城三十九军。他在新兵连训练了三个月，下到神枪手四连当兵。
他下连第七天当班长，第二年入党提干。他接着逐年提升，直至提升为副营长。用小西山的一句俗话形容我俩，就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对于“后门兵”的说法，马刀不同看法。后门兵也有好的，前门兵也有差的。铁路系统的子女能接班，军人的后代当兵也是接班。军队世家的孩子当兵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子承父业。就算是“后门兵”，也是来部队摸爬滚打，战争来了准备献身。工农子弟父亲没有战死的危险，将军父亲能在战争年代活下来，都是九死一生。父亲战死了就没有我们，不知都少人，应该活在这个世上却没能存在。对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人没有权利选择父母，却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有出息的干部子弟，都靠个人奋斗成长，其次才是父母的特权和光环作用。
父亲对马刀的要求，比对工农子弟更严格，这样才有说服力。下连第一天，全班同志都在睡觉，他一个人补鞋。战士们天天训练，脚臭，他一补一个通宵。起床号吹响之前，他已经把全班战士的鞋补好，摆放的整整齐齐。他因此获得团“艰苦朴素标兵”称号，坐在大礼堂里介绍经验，侃侃而谈脸不变色心不跳。
他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极致。他擦过的玻璃，明亮得看不到玻璃。这让前来检查卫生的首长产生误会，批评连队为什么不镶玻璃。他扫过的地面干干净净，别人再扫就是多余。有些人把参军当成谋生手段，和他当兵为了军队献身有着天壤之别。他们是沿着父辈的足迹向前走，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部队一旦不需要了，他们也服从安排，复员、转业到地方。
父亲对他的特殊照顾，就是不断把他调到最艰苦的部队磨练。他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当过骑兵，驯烈马时摔掉了一颗门牙。他在零下四十度的边防线上站岗巡逻，又来到条件艰苦的海岛。他当兵八年，都在最艰苦、最危险、最偏僻的基层任职。他没能上山下乡，每年拿出半个月休假时间，到农村补上劳动这一课。
他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从没给父亲丢过脸，不断创造新的荣誉。
连队刚清理完现场，马副营长随拆卸绞盘架的汽车来到工地。马刀当过骑兵连长，腿有点罗圈。他是“共和国名连”的训练尖子，每天负重长跑几十公里，臀有点翘。他天天扣扳机，右手食指没有第二关节。他手、脚上的冻疮，不比我少。我是小时候冬天搂草冻的，他在边防部队当侦察兵，在冰天雪地里潜伏冻的。他脸上掉了块肉有一块亮疤，是在新兵连投掷手榴弹实弹，为救战士崩的。
常年的风吹日晒，他的皮肤黝黑粗糙，和海岛官兵没什么两样。他满面沧桑神情刚毅，威武强悍，带兵凶狠训练严格，军事技术过硬。他雷厉风行有魄力，处理问题果断，决不拖泥带水。汽车没停稳，他从驾驶室里跳了下来。
比他年长十四岁的连长一声口令：“立正——”跑步上前，立正敬礼，“报告副营长同志，高炮三连正在清理现场，请指示！连长盖房子！”
马副营长严肃地说：“谁批准你们连施工？你们接到谁的命令？”连长“老圈”回答：“我个人决定。”马副营长严厉批评：“你一个连长有什么资格决定施工？谁给你的权力？”连长没回答，整个雁过山落雁般寂静无声。
马副营长板着脸，在工地上转了一圈回来，对修械所技师说：“停止拆卸绞盘，”转身，“盖连长，命令你的战士，把轱辘马车重新推下悬崖。”
连长“老圈”太阳穴上的血管一下暴起来，大声命令：“一班长！”赵恩才跑步上前，大声回答：“到！”连长：“把轱辘马车推下悬崖！”
赵恩才大声回答：“是，”转身，“一排跟我来！”
悬崖边上，战士们用撬杠撬，用力推，轱辘马车逐渐离开铁轨，在悬崖边上停顿片刻，像跳崖般翻扣下去。片刻，悬崖下面“轰隆”一声，乱石迸溅。
轱辘马车砸在半山腰凸起的岩石上，车斗轻飘飘地飞出去，落进丛林。
车体翻了个跟头，倒扣在岩石上。
马副营长目不斜视：“我并非和高三连的官兵过不去，部队要令行禁止，一切行动听指挥，有情况及时向上级请示汇报！如果每个连队各自为战，要什么党的领导，要什么统一指挥，要什么步调一致？岂不是散兵游勇散沙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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