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机关帮忙一个月，稿子陆续见报。我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散文《小岛春意拾零》，接着一发而不可止，在军区《前进报》等军地报纸上，先后发表了《绿色的团日》《花椒三兄弟》《修剪扎根树》等十几篇稿子。
我散文般的语言，符合当下新闻改革的要求。我为宣传科腾出人手，伍干事负责宣传教育工作。除了新闻报道，我在其他方面都有突出表现，受到广泛好评。我又写了入党申请书，关副政委指示，“重点人”不能入党。这半点不影响我完全胜任新闻报道工作的能力，激励我要做出更大的成绩的信心和勇气。我准备大干一场，不再看文学书籍，暂时放下文学创作，每天翻阅历年的《解放军报》《前进报》合订本，找出部队各个时期重点工作的布置实施情况，找准新闻报道规律，围绕部队中心工作打好提前量，争取写出一篇具有典型意义高质量的稿件。
经过一个阶段的努力学习和认真思考，我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理解的新闻导向，是党指挥枪，军队不能乱，军队现代化，一切要准备打仗，打赢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培养一不怕死二不怕死的军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做合格指挥员和合格战士……
黄洋界、古田会议、雪山草地、平型关、神头岭、上甘岭、老山，无数的革命先烈，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是我的新闻若干“W”。
研究训练对象，改革训练方法，一直是新闻报道热衷的题材。守备区把守备一连做为训练改革试点，我住在连队跟踪采访。我总结出“一年级”超过“二年级”从尝试再到实现的方法和规律，拟定出“百日素质训练的成效”“让小聪明扬善谋之长”“变自尊心为上进心”“长中找短再攀高”几个专题。
我熬了几个晚上，写完通讯《研究对象改革方法，变一刀切为齐头并进》。赵主任和仇科长看过稿子很兴奋，说与“联合组”采写的稿子不分伯仲。为了保证稿子刊用，我们要吸取教训，不在定向上好高骛远。稿子如果能上军区《前进报》，我们就给小董请功。我带了银针鱼和广鹿茅台去沈阳送稿，也成了送稿“专人”。“老牛船”离开码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把稿子投给军报一份。
我在船上写了信封装了一份复写稿和“发稿签”，用胶水粘好。
下船出了码头，我把稿件投进路边邮筒里。
这座邮筒不知道吞进我多少稿件，再原封不动地退回广鹿，让我想起小学学过的一篇课文：《一个豆瓣的旅行》。我祈祷邮筒让我不虚此行，别把稿子再变回“豆瓣”排出体外。我在岛上呆了四年，头一次踏上大陆，分不清东南西北往哪儿走，眼睛往哪儿看。我归心似箭，准备在家里住一宿，然后再去沈阳。
我挤上十三路公共汽车来到火车站，坐四点三十分的火车，晚上七点二十分到达瓦房店，住进东方红旅店。房间里一个客人醉酒，吐了满地。我一夜没睡好，早上没吃饭，到汽车站坐六点五十分到工农兵医院的公共汽车。随着家乡的轮廓越来越清晰，逐渐淡化了我的四年的军旅生涯，心“砰砰”地跳个不停。车到永宁，遇到原学校的同事黄孝朴，他骑自行车把我载回小西山。
我从天而降，全家人都要乐疯了，他们也像我思念他们一样思念我。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身体健康，几乎看不出衰老。父亲确实不吐血了，妈妈的病确实好了，妹妹和弟弟都长高了。父亲去永宁买猪肉，妈妈和面包饺子，把老叔请来吃饭。家里的镜框又换了位置，我的立功喜报成了大像框衬底，镶满我的照片。
一大帮人来家里看望我，有董云华小叔、郝文章、郝文贵、太全等。他们变老了，都是老婆孩子一大群。当初小苗一样的孩子，长成一片片翠绿茂盛的庄稼。当初的小伙子们，是即将被收到场院上的苞米高粱。当初的老人们，成了一垛垛喂牲口的苞米秸子。屯中好几个老人，先后过了“坎子”看山去了。
下半晌，太友大哥来了，董云举大爷等都来了。我功不成名不就，又没有什么东西带给他们，无颜见江东父老。姐夫骑自行车先到家，有些垂头丧气。姐姐随后骑自行车回来，只见我一面一句话没和我说，骑自行车回医院去了。
我骑了自行车，到了盐场东北边子追上她，陪她一起回医院。一路上，我们仍没说话。我理解她内心的痛苦，这辈子注定不会幸福。我回来之后，夜幕已经降临。吃完晚饭，我带上六样厚礼，摸黑去了盐场马希阔老师家。我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并多次写信向曹小花提出解除关系。马老师淡淡地说：“我明天告诉她一声。”我卸下千斤重担，一身轻松。第二天我早早出发，姐夫到车站送我。我八点半钟到瓦房店，坐十点钟的特别快车，下午三点钟到达省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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