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股泥土与腐叶混合的气息，在《削爵令》推行后的两个月里，愈发浓郁，几乎成了咸阳城一种全新的底味。
它压过了权贵府邸的熏香，盖过了市井的喧嚣，无声无息地渗入大秦帝国的每一个毛孔——潮湿而沉重，像一层看不见的苔藓爬上了宫墙砖缝，又顺着风钻进人的鼻腔，带着微腥的甜意，仿佛旧日秩序正在悄然溃烂。
旧秩序的腐烂比我想象得更快，而新种子的破土，则以一种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野蛮生长。
这日午后，苏禾自巡行院归来，脚步比平日轻了些，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她没有立即禀报政务，而是从袖中取出一卷麻布，轻轻放在案上，如同放下一件易碎之物。
“大司成，这是巡行院新辑的‘风闻录’。只是其中所载……苏禾不敢擅自归类。”她的声音低缓，指尖微微发颤，像是触碰到了某种不该由文书承载的东西。
我伸手展开那幅粗麻布，墨迹斑驳却清晰可辨。
起初，目光还停留在审阅公文的冷静之中，可随着一行行字句滑过眼底，耳畔竟似响起了田埂上的歌谣、市井中的笑语、妇人们围坐时压低的议论——
“陇西民谣：姜娘子，种地薯，一亩能收两大箩。”
那调子粗犷高亢，仿佛能听见黄土坡上铁锄翻土的闷响，阳光晒在背上火辣辣的疼，而篮子里沉甸甸的地薯正散发着泥土与淀粉交融的清香。
“南郡市井语：莫吵咧，听我讲，咱们姜娘子说了，娃儿不读书，长大没出息！”
话音未落，我仿佛看见街头巷尾，一个裹着青布头巾的妇人叉腰站着，嗓门洪亮，手中竹帚点地，周围一圈孩子仰头听着，远处学堂传来稚嫩的诵读声，混着油锅煎饼的焦香扑鼻而来。
“河东屯田区妇人语：你家那口子还打你？告到县衙去，姜娘子给咱们撑腰！”
这话出口如刀，斩断了多少年积压的呜咽。
我甚至能感受到那妇人握紧拳头时掌心的汗湿与痛楚，以及说罢之后眼中一闪而过的光亮，像暗夜里突然擦燃的一星火。
麻布上，我的官爵“大司成”、“赤壤君”被提及的次数寥寥无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亲切，也更普及的称呼——姜娘子。
苏禾指着其中一处记录，低声道：“最奇特的在此处。西域都护府初设的屯田点，有新去的工科女学生，主持修建坎儿井。当地妇人不懂官职，见她是个女子，便学着关中传来的叫法，称她‘张娘子’。还有随军的女医，被唤作‘刘娘子’。”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奔赴四方的学生，临行前总会悄悄抄下几句我在课堂上的叮嘱，夹在包袱里带走。
她们管这叫“姜娘子语录本”。
正是这些不成文的手抄本，像种子一样撒向了帝国的边陲，在驼铃摇晃的驿道上，在篝火映照的营帐中，在渠水潺潺的田埂旁，被人低声传诵。
我起初觉得好笑，仿佛听见了一场盛大而无声的误会。
可笑着笑着，一股巨大的暖流混杂着雷鸣般的震动，从心底猛然冲上头顶。
指尖触到麻布的粗糙纹理，竟微微发烫，仿佛那布本身也在呼吸，在跳动。
这不是误会。
这是民间自发赋予我，以及所有走出家门、掌握一技之长的女性的，一种全新的“合法性”。
一种超越了官爵、血缘，根植于泥土，充满了烟火气的母性权威。
“娘子”，在秦时，多是对妻子的称呼。
可如今，它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传授知识的先生、带来丰收的能人、保护弱小的依靠。
她们在谈论“姜娘子”时，就如同在谈论自家一位极有本事、值得信赖的姑姑或姐姐。
那语气里没有敬畏的距离，只有亲昵的信任，像冬夜围炉时递来的一碗热汤，温热直抵肺腑。
我久久望着那行字，指尖微微发烫。
殿外忽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廊下侍卫尚未通传，帷幕已被掀开。
李斯快步走入，连官帽都有些歪斜，脸上满是藏不住的忧虑：“大司成！民间之事，您可听说了？”
“丞相是指‘姜娘子’么？”我淡然反问。
“正是！”李斯压低了声音，花白的胡须都在颤抖，“女子干政，本就是悬于顶上的利剑，全赖陛下乾纲独断，方能安然无事。如今，天下女子竟以您为尊，言必称‘姜娘子’，这……这与结党何异？若有心人稍加挑拨，便是‘姜党’祸国之兆！届时，群臣攻讦，宗室发难，您将置于何地？陛下又将置于何地？”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可若放任不管……民心归附于一人，亦非帝王所愿。”
他的目光忽然闪动了一下，“但说来奇怪，近来各县上报的粮产增额、学童入学率，皆前所未有地上升。难道……真是因了这‘姜娘子’三字？”
他的话如同一盆冰水，浇在我刚刚燃起的心火上。
可我知道，他不是敌人，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务实的政治家，看到了这股新生力量背后最直接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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