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北海的电报是傍晚时分送到楚风案头的。电文很简短，措辞克制，但字里行间那股被压抑的愤怒和冰冷的屈辱感，几乎要透过电报纸灼伤手指。楚风盯着那几行字，看了足足三遍，然后慢慢将电报纸折起，放进抽屉最里面。他没立刻发作，也没叫人来商议，只是走到窗前，望着外面逐渐黯淡下来的天光。
太原城的傍晚，炊烟四起，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和饭菜混合的味道。远处“大同钢铁”的烟囱依旧在吐着灰白色的烟柱，被晚霞染上一层暗红，像凝固的血痕。更远处，新建的工人新村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那是他许诺给这片土地的“安稳日子”的缩影。
可“鲛人号”遭遇的，是一盆从遥远海疆泼来的、带着冰碴子的冷水。
“领海……正常作业……”楚风低声重复着电文里的字眼，嘴角扯出一个没有任何笑意的弧度。这八个字，是章北海面对强敌探照灯和抵近威慑时，硬邦邦打回去的回应，也是他楚风必须死死扛住的底线。可扛住底线，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电报里的几句狠话。
他感到一阵熟悉的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扛着千钧重担跋涉了太久后的倦怠。海上、陆地、天空；军事、经济、技术；内部、外部……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无孔不入。而现在，根据地的内部，似乎也开始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了。那声音不像敌人的炮火那样响亮致命，却像春天的湿气，悄无声息地渗透，让原本坚实的墙壁生出令人不安的霉斑。
这感觉，在他第二天上午参加“抗大”晋西北分校的一次“教育改革与发展座谈会”时，变得格外清晰。
座谈会设在学校简易礼堂里，说是礼堂，其实就是个大点儿的棚屋，用木板搭了个台子，下面摆着几十条长凳。墙上挂着马恩列斯的画像，还有楚风题写的“实事求是，自强不息”的横幅，墨迹已有些黯淡。参加会议的有学校的教员、行政干部，也有被“招贤令”吸引来的、背景各异的知识分子代表，甚至还有几位从基层工厂和农村选拔来进修的工农干部。
空气里弥漫着粉笔灰、旧木头和许多人挤在一起产生的微馊的体味。阳光从棚顶的缝隙和窗户射进来，形成一道道晃眼的光柱，光柱里无数灰尘在疯狂舞动。
会议前半段还算正常，讨论扫盲教材的修订、技术课程的设置、师资的培养。但当一个叫王明轩的年轻教员站起来发言时，气氛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王明轩大约三十岁，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洗得发白，但熨烫得十分平整。他是上海沦陷后辗转来到根据地的，据说是某个教会大学的学生，英文很好，对“西方先进教育理念”颇为推崇。
他发言的声音不高，但清晰有力，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试图以理服人的恳切：“……综上所述，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抗大’作为高级人才培养的摇篮，在‘现代性’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课程设置过于偏重实用技术和政治思想，忽略了通识教育、人文素养和世界眼光的培养。教材编写大多基于我们的‘土经验’，缺乏与国际先进科学文化成果的接轨。长此以往，我们培养出的，可能只是合格的‘技工’和‘战士’，却很难诞生真正具有创造性思维、能够引领未来国家建设的‘大师’和‘思想家’……”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几个同样有留学或大城市背景的教员微微颔首，表示赞同。而坐在前排的几位从红军时期走过来的老教员、以及那些工农干部代表，则皱起了眉头，有的低头在本子上划拉着什么，有的则直接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色。
王明轩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些细微的反应，或者察觉到了但并不在意，他继续阐述，语气甚至变得更加激昂：“比如，我们的工科教育，是否应该引入更多西方最新的工程理论和标准？我们的文科教育，是否应该开设真正的哲学、社会学、比较政治学课程，而不是仅仅学习几篇指定的文章？我们的学生，是否应该掌握至少一门外语，以便直接阅读外文资料，了解世界动态？闭门造车，只会让我们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楚长官常说‘自强不息’，我认为，真正的自强，必须建立在虚心学习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而不是固步自封，满足于眼前的‘土办法’和‘老经验’！”
“土办法”和“老经验”这几个字，他咬得有些重。会场里的空气凝滞了一瞬。
一位坐在角落、穿着洗得发白军装的老教员，忍不住咳嗽了一声，慢慢站了起来。他是“抗大”元老之一，姓陈，参加过长征，没留过洋，甚至没正经上过几年学，是在马背上和战火里学会认字和教书的。他脸膛黝黑，手上有厚厚的老茧。
“王教员的话，有些道理。”陈教员开口，声音沙哑，语速很慢，像是每个字都要在嘴里掂量一下，“学习外边的好东西，是该学。可是……”他顿了顿，浑浊但锐利的眼睛看向王明轩，“你说的那些‘哲学’、‘社会学’、‘比较政治学’，还有最新的‘工程理论’，它们……能立刻让咱们兵工厂的机床转得更快一点吗？能让地里的小麦多打几十斤吗？能让前线战士手里的枪打得更准、炮打得更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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