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授元年腊月初八，武英殿阶下堆了厚厚一层雪，十几个太监正费力地清扫着。
朱标端坐御案之后，面色比殿外的天色还要凝重几分。国家财政拮据，已经到了积弊深重，不得不改的时候。
下列坐着数人。
户部尚书赵勉、侍郎傅友文；
工部尚书邹元瑞、侍郎王儁；
太仓寺卿陆文渊、太仆寺卿侯庸；
领军机大臣蜀王朱椿亦在座。
夏福贵领着内侍添了一回茶，便屏息退至殿角。
朱标声音沙哑，开门见山说道：
“年关将近，又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时候，超发宝钞救急，实在是无奈之举。仅此一回，下不为例。诸位都说说，今后该如何行。”
赵勉将一份详尽的册子捧上御案，退回原位，说道：
“陛下，不是臣动辄抱怨，臣这个户部尚书，听着权柄赫赫，实际上倒像个替各方记账、掏钱的账房先生。”
此话一出，邹元瑞、陆文渊等人皆微微垂目。
朱椿看了赵勉一下，复又端起茶盏。
朱标笑问：“此话怎讲？”
赵勉似乎要把憋了许久的话倒出来：
“我大明岁入，根基在田赋。然而天下田土，户部管得着的不到七成。
军屯田，占去四分之一有余。宗室王庄、勋贵赐田，又占一成有余。这些田，户部无从过问，亦不敢深究。
余下民田，所征田赋，起运至京师太仓者，往往不及半数。
户部如同一个四面漏风的箩筐，进的少，出的多，臣实在难为这米少炊多之局！”
一番话说完，赵勉躬身立着，胸膛微微起伏。他已经数次请辞，却均未获准。
邹元瑞捻着胡须，缓缓点头。
侯庸管着马政，亦深知其中牵扯，低低叹了一声。
陆文渊掌管太仓，更是感同身受。
朱标沉默着，赵勉所言，句句是实情，军屯、王庄、勋田、地方存留，这些格局形成已久，非有雷霆万钧之力，根本无法撼动。
就在这时，朱允熥打破了令人窒息的寂静：
“孤有一问，要请教赵尚书：除田赋之外，国库岁入，其余诸项来源几何？各自占比多少？”
赵勉定了定心神，答道：
“除田赋外，盐课为最巨，岁入约可折银两百五十万两上下，几与南方数省田赋相当。
茶课次之，岁入约四十万两。
商税全国汇总，不过三十余万两。其余诸项，更是零散。”
朱允熥问道：“商税竟不足盐税八分之一，是否太低了？”
赵勉答道：
“商人流动性大，课税本就不易。本朝首重农耕，商贸萧条，即便商税税率加一倍，也不过是从蚊子腿变成苍蝇腿，没太大意思。”
朱允熥手指在案几上轻轻一点，说道：
“赵部堂，变更田赋制度，牵涉太广。盐茶之课，亦有成例。唯独这商税，似乎大有所为。＂
赵勉沉吟道：“殿下，增加商税，容易引致商贾怨怼。
地方胥吏借此勒索，反而扰乱民生，实在有些得不偿失。
历朝历代，商税皆非税贼多主干，就是因为征税成本太高。”
朱允熥听了赵勉这番话，笑道：
“赵尚书说的，是征现有商税的难处。孤问的，是税基为何这么小。“
赵勉默然无语，还能为什么？全是太上皇的主意呗！
立国之时，为了休养生息，稳固根本，定下诸多律例章程，将天下万民，摁死在农字上，处处设限，商贾难以壮大，令货殖难以畅流。
朱标眉峰微动：“你的意思是？”
朱允熥道：“儿臣翻阅洪武年间各类诏令，感慨颇深。
庶民许穿何等布料，营造宅子的尺寸，皆有定数。何人可用轿，何人许骑马，泾渭分明。
一个富商，连一身杭绸都不敢穿戴，怕被指僭越。想修一座宽敞的宅院，却碍于规制，只能将就。
金银财帛，除了埋入地窖，就只能偷偷购置田产，而这又往往卷入诡寄、投献之弊。长此以往，经商致富的乐趣何在？”
赵勉若有所思，傅友文则露出惊讶神色。蜀王朱椿放下了茶盏，凝神细听。
朱允熥总结道：
“民不敢富，富不敢露，则天下之财，如何能活？货如何能畅其流？市井如何能真正繁荣？商税之基，如何能大？”
邹元瑞忍不住插言：“殿下之意，莫非是要…放宽这些祖制礼法？”
朱允熥答道：“皇祖定下这些规矩时，是天下初定，民力凋敝，自然要重农抑商。
天下承平三十年，户口繁滋，物产渐丰。若仍固守旧章，无异于以幼时之衣，强套于壮年之躯，自然勒出各种病来。”
他看向朱标，言辞恳切：
“父皇，儿臣以为，民间富户，穿用上好绸缎，有何不可？既可彰其勤劳所得，亦能促进丝织诸业。
富商大贾修筑华美宅院，也能带动土木砖瓦、漆画百工，何必处处限制？”
太仆寺卿侯庸管着车马驿传，闻言不禁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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