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扶贫会上的锋芒
青溪镇的晨雾还没散尽，像一层薄纱笼罩着黛瓦白墙的镇政府大院。林辰已踩着露水往办公楼走，裤脚沾了些草叶上的水珠，冰凉的触感顺着布料往上渗。赵立东的电话是昨晚十点多来的，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明天的全市扶贫交流会，你代表青溪镇去。不用紧张，把你的产业扶贫思路好好讲讲，拿出真东西来。”
他特意提前半小时到了镇政府，从抽屉里翻出合作社的运营报表——那是他熬了三个通宵整理的，封面用牛皮纸包着，边角都磨平了。报表里夹着几张照片：村民在茶园里采茶的场景、合作社账目公开栏前挤满人的画面、茶企货车停在村口装货的瞬间。这些都是他准备带过去的“底气”。
交流会的会议室设在市政府三楼的中型会议厅，长条木桌擦得锃亮，倒映着头顶的吊灯。各县区的代表已坐得差不多，有人低头翻着材料，有人交头接耳说着什么，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烟草味和打印机墨水的气息。林辰刚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把报表放在桌前，就见赵立东从门口进来，他穿着件深灰色夹克，没系领带，比在青溪镇时多了几分随和。目光扫过全场时，在林辰身上停顿了两秒，微微颔首，像是在说“准备好了就好”。
主持会议的是副市长张启明，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副金边眼镜。他清了清嗓子，官腔打得四平八稳：“……当前我市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形势严峻，任务艰巨。既要输血，更要造血，要让贫困户不仅脱贫，更能稳住脱贫成果。下面请各位同志畅所欲言，把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分享一下。”
发言轮了一圈，大多是汇报各村种了多少果树、养了多少鸡鸭，数据详实得像账本，却透着一股程式化的敷衍。“我们村今年种了两百亩桃树，预计亩产三千斤”“我们引进了外地客商，包销全村的土鸡，每只溢价五块钱”……林辰攥着笔记本的手指微微收紧，指节泛白。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着青溪镇合作社的运营细节——从村民入股的资金流向，到农产品的溢价空间，甚至连不同品种果树的挂果周期、病虫害防治成本都做了标注，旁边还用红笔写着村民的反馈：“王大爷说，自己选的茶种，看着就亲”“李婶建议，采茶工优先雇贫困户，工钱按天结”。
“青溪镇的林辰同志，”就在会场气氛快要沉下去时，赵立东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闷的氛围，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落在林辰身上，“听说你们搞的扶贫合作社很有起色，从土地流转到产销对接，都有自己的想法，给大家讲讲？”
所有目光瞬间聚焦过来，像聚光灯打在身上。后排有人低声议论：“青溪镇？就是那个跟化工厂较劲的地方？”“听说他们副镇长挺年轻的，敢干事”……林辰深吸一口气，起身时椅子腿不小心碰到地面，发出“哐当”一声轻响，在安静的会场里格外清晰。他定了定神，走到发言席前，声音清亮得像山涧的溪水：“各位领导，各位同仁，我认为当前基层扶贫的最大困境，不是缺资金缺项目，而是缺可持续的治理模式。”
这话像颗石子投入静水，会场里顿时起了波澜。有人皱眉，似乎觉得这话说得太绝对；有人低头和身边的人私语，眼神里带着质疑。林辰没管这些，继续说道：“我们青溪镇尝试‘合作社+农户+企业’模式，核心是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具体来说，就是让村民以土地入股，不仅参与分红，更参与管理决策。去年试种的高山茶，从选种到采摘，都是村民自己选的品种、自己定的标准、自己盯的质量，最后卖给茶企的价格，比往年散户收购高了三成。”
他翻开笔记本，指着其中一页的表格：“关键是建立透明机制。每笔账目按月公开，贴在村头的公告栏上，谁都能看；每个决策都要经过社员代表大会投票，超过三分之二同意才能通过；就连施肥用多少有机肥、什么时候修剪枝条，都是村民自己算出来的，技术员只做指导，不拍板。”
他抬眼看向众人，语气里多了几分恳切：“这样做，就避免了‘干部干，群众看’的老问题。以前我们也搞过扶贫项目，干部辛辛苦苦引进果苗，村民觉得‘反正不是自己的’，浇水施肥不上心，最后不了了之。现在不一样了，地里的收成直接关系到自己的钱袋子，不用催，大家都盯着呢。同时，透明的账目也堵住了中间环节的猫腻，谁想拿项目资金做手脚，村民第一个不答应。”
说到“猫腻”二字时，他眼角的余光瞥见前排有人抬了下头——是市长周志国。这位在镜州本土成长起来的官员，鬓角有些花白，此刻正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节奏缓慢而有规律，眼神深邃难辨，让人猜不透在想什么。
“当然，这种模式也不是没有困难。”林辰话锋一转，没有回避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村民不相信，觉得‘合作社就是换个法子收地’，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把合同条款一条一条念给老人听；企业也怕麻烦，觉得直接跟散户打交道更省事，我们带着村民代表去企业考察，让他们亲眼看看标准化种植的好处；甚至镇里的同志也有顾虑，觉得‘把权力放给村民，容易出乱子’，但事实证明，老百姓心里有杆秤，知道什么对自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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