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四队是一个有名的后进队。
队长卢福全是个刚愎自用却又无材自用之人。解放前他帮人家行行船,糊口饭吃。行船这一行,苦起来寒冻冰水,三面朝天,一面向水,顶风劈浪,逢到进港过闸,一篙千钧力,光脚板,在船上一篙撑去,那竹篙弯成一把弓,该花多大力气,所以人们说:“要得苦,行船打铁磨豆腐。”可是行船又有句俗语,说是“要得懒,躺船板。”布帆一升,船行八面风,撑篙的水手要是不想动,整天躺着都行。
大军南下,他随船送解放军渡江,一颗子弹打进他的腰部,从此他不能在船上干了。回到家里,参加村里的斗地主分田地,他一马当先,十分积极。工作队见他肯干,委他当了个村长。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过后,该本本份份种田了,可是他不会种,也怕种。行船在外那么多年,浪荡惯了,现在要他一钉钯一大锹到分来的田地里去实实在在地种庄稼,不是要了他的命吗?单凭他那位病恹恹的妻子,怎么折腾田里的草也比庄稼高。
他倒好,不去管这些,前后三个圩塘一百几十户是一个村,断不了这家儿子结婚,那家老太太祝寿,或者两家村民争地界,少不了请他这位地方长官去吃喝,苦只苦了妻子儿女。
接下来搞合作化,他这个村长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社长,才没有再度跌进田无一垅草无一根的绝境。合作社是个大家庭,一百几十户,四五百亩地,他一家一户的生产还没法搞好,这么个大家庭的生产能搞好吗?初级社合并成大联社、高级社,随后又变成人民公社,那扛榜的十三社社员的灾难才没有继续下去。他降了级,回本圩塘当了三十几户的头头-——红星四队的队长。
社长不能当好,队长就能当好?同样地糟。什么时候种什么庄稼、怎么种、如何管,得有心计,会组织,能指挥。自家小块地的庄稼还种不好的人怎能种好大片田呢?有人说没本事没问题,只要能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集思广益,没有本事就会有本事了。可是遗憾的是,他又听不得别人的意见。
生产队会计向泽民——向河渠的二伯父是个种田的老把式,识文断字,因家道陡然败落,没能进一步深造,十九岁就来沿江新圩种田;二十一岁时把十四岁的弟弟向泽周带来,自己干不算,还得教弟弟;年终得把地里的收益带回家去维持几十里外一家人的生活;就不得不既花力气也动脑筋地种好地,久而久之练就了一副种地的好身手。合作化前他家地里怎么着也要比别人家多收几百斤稻麦几十斤棉花。
人挺忠诚、厚道,就是吃不开。会计管的是工肥钱粮却又管不着,一切都是队长说了算。有一年生产队组织劳力下滩积肥,队里又正值棉花培管关键时候,从有利于生产考虑,留会计在家指挥为宜,队长自然知道;就是会计的妻子有意见,因为下滩的工分一天要抵在队里干两三天。队长一想,说是向会计留在家里,工分与下滩的同样记,事情就这样说下了。
谁知积肥过后,队长不认帐了,说什么国家有规定,同工同酬,会计整天与妇女们一起干,应该与妇女同等记工,不能和下滩的劳力一样拿高工分。
向会计不用扳手指头就能算出一棵稻多产一穗,每亩能多产多少稻谷,但纵使借别人的手指头来扳,也没法说他应该与下滩的劳力记同等工;妻子虽说不忠厚,那是在家里,在生产队还能厉害过队长去?也只好自认倒楣,谁让她丈夫太懦弱呢?
连会计都做不了主,社员就更不用说了,有一回,几个社员见那露天大粪池已满满的了,联想到以往,大雨一下,就粪水横溢,而现在漫天的乌云,说不定又会下雨,怎么办呢?有的说挑掉几担,有的说在上面搭个棚子,最后的一致意见是搭棚子。
队长开会去了,就去告诉会计,会计认为这个主意好。竹枝从哪儿来呢?队长的亲家说他回去斫。于是劈的劈,扎的扎,编草帘的编草帘,到上午收工时,三个大池的骨架搭成了,人们准备下午苫盖。
谁知人们刚端上饭碗,就听得队长在大池旁大叫大嚷;由于路远,没听清他在嚷些什么,不过下午上了大场,人们看到三个棚子的骨架全扯倒了。队长怒气不息地说:“好哇,离家才半天,就背着我这样干,眼里还有我这个领导吗?老实说不拔掉它,我就吃不下饭,还得了哇,下次再……”
“噢—”人们全明白了。自那以后,嘿嘿,哪怕堆个草垛,也得问问队长堆在哪?堆多大?场上晒着粮,雨要来,队长不喊,谁也不上场。哪个愿意白花力气讨没趣呢?有人开玩笑地说:“不知道我们走路,左脚跨出去后,要不要请示队长右脚跨不跨?要放屁了恐怕憋的再急也得问问放不放吧。”社员的主动性全没了。既没经验不会抓,又独揽全权一人抓,能搞好吗?
红星四队有一条自然分界线,由起初是沙滩上的一条流槽,后来整成的一条大河为界,河东是粘土,河西是沙土。按照会计的意见,种棉花粘土每亩四千棵,沙土四千五,施肥呢,粘土重施基肥,沙土要少吃多餐。队长呢却拘泥于上级的规定,结果是沙土棉苗发不开,因为肥不足;粘土后发,疯长又太密,产量都不高,累得四队社员每年的平均收入要比兄弟队一般低六七十块,与收入高的比,一半都不到,人们都意见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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