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四队是一个有名的后进队。
队长卢福全是个刚愎自用却又无材自用之人。解放前他帮人家行行船，糊口饭吃。行船这一行，苦起来寒冻冰水，三面朝天，一面向水，顶风劈浪，逢到进港过闸，一篙千钧力，光脚板，在船上一篙撑去，那竹篙弯成一把弓，该花多大力气，所以人们说：“要得苦，行船打铁磨豆腐。”可是行船又有句俗语，说是“要得懒，躺船板。”布帆一升，船行八面风，撑篙的水手要是不想动，整天躺着都行。
大军南下，他随船送解放军渡江，一颗子弹打进他的腰部，从此他不能在船上干了。回到家里，参加村里的斗地主分田地，他一马当先，十分积极。工作队见他肯干，委他当了个村长。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过后，该本本份份种田了，可是他不会种，也怕种。行船在外那么多年，浪荡惯了，现在要他一钉钯一大锹到分来的田地里去实实在在地种庄稼，不是要了他的命吗？单凭他那位病恹恹的妻子，怎么折腾田里的草也比庄稼高。
他倒好，不去管这些，前后三个圩塘一百几十户是一个村，断不了这家儿子结婚，那家老太太祝寿，或者两家村民争地界，少不了请他这位地方长官去吃喝，苦只苦了妻子儿女。
接下来搞合作化，他这个村长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社长，才没有再度跌进田无一垅草无一根的绝境。合作社是个大家庭，一百几十户，四五百亩地，他一家一户的生产还没法搞好，这么个大家庭的生产能搞好吗？初级社合并成大联社、高级社，随后又变成人民公社，那扛榜的十三社社员的灾难才没有继续下去。他降了级，回本圩塘当了三十几户的头头-——红星四队的队长。
社长不能当好，队长就能当好？同样地糟。什么时候种什么庄稼、怎么种、如何管，得有心计，会组织，能指挥。自家小块地的庄稼还种不好的人怎能种好大片田呢？有人说没本事没问题，只要能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集思广益，没有本事就会有本事了。可是遗憾的是，他又听不得别人的意见。
生产队会计向泽民——向河渠的二伯父是个种田的老把式，识文断字，因家道陡然败落，没能进一步深造，十九岁就来沿江新圩种田；二十一岁时把十四岁的弟弟向泽周带来，自己干不算，还得教弟弟；年终得把地里的收益带回家去维持几十里外一家人的生活；就不得不既花力气也动脑筋地种好地，久而久之练就了一副种地的好身手。合作化前他家地里怎么着也要比别人家多收几百斤稻麦几十斤棉花。
人挺忠诚、厚道，就是吃不开。会计管的是工肥钱粮却又管不着，一切都是队长说了算。有一年生产队组织劳力下滩积肥，队里又正值棉花培管关键时候，从有利于生产考虑，留会计在家指挥为宜，队长自然知道；就是会计的妻子有意见，因为下滩的工分一天要抵在队里干两三天。队长一想，说是向会计留在家里，工分与下滩的同样记，事情就这样说下了。
谁知积肥过后，队长不认帐了，说什么国家有规定，同工同酬，会计整天与妇女们一起干，应该与妇女同等记工，不能和下滩的劳力一样拿高工分。
向会计不用扳手指头就能算出一棵稻多产一穗，每亩能多产多少稻谷，但纵使借别人的手指头来扳，也没法说他应该与下滩的劳力记同等工；妻子虽说不忠厚，那是在家里，在生产队还能厉害过队长去？也只好自认倒楣，谁让她丈夫太懦弱呢？
连会计都做不了主，社员就更不用说了，有一回，几个社员见那露天大粪池已满满的了，联想到以往，大雨一下，就粪水横溢，而现在漫天的乌云，说不定又会下雨，怎么办呢？有的说挑掉几担，有的说在上面搭个棚子，最后的一致意见是搭棚子。
队长开会去了，就去告诉会计，会计认为这个主意好。竹枝从哪儿来呢？队长的亲家说他回去斫。于是劈的劈，扎的扎，编草帘的编草帘，到上午收工时，三个大池的骨架搭成了，人们准备下午苫盖。
谁知人们刚端上饭碗，就听得队长在大池旁大叫大嚷；由于路远，没听清他在嚷些什么，不过下午上了大场，人们看到三个棚子的骨架全扯倒了。队长怒气不息地说：“好哇，离家才半天，就背着我这样干，眼里还有我这个领导吗？老实说不拔掉它，我就吃不下饭，还得了哇，下次再……”
“噢—”人们全明白了。自那以后，嘿嘿，哪怕堆个草垛，也得问问队长堆在哪？堆多大？场上晒着粮，雨要来，队长不喊，谁也不上场。哪个愿意白花力气讨没趣呢？有人开玩笑地说：“不知道我们走路，左脚跨出去后，要不要请示队长右脚跨不跨？要放屁了恐怕憋的再急也得问问放不放吧。”社员的主动性全没了。既没经验不会抓，又独揽全权一人抓，能搞好吗？
红星四队有一条自然分界线，由起初是沙滩上的一条流槽，后来整成的一条大河为界，河东是粘土，河西是沙土。按照会计的意见，种棉花粘土每亩四千棵，沙土四千五，施肥呢，粘土重施基肥，沙土要少吃多餐。队长呢却拘泥于上级的规定，结果是沙土棉苗发不开，因为肥不足；粘土后发，疯长又太密，产量都不高，累得四队社员每年的平均收入要比兄弟队一般低六七十块，与收入高的比，一半都不到，人们都意见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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