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晚饭后童凤莲不高兴地对向河渠说：“我说你别总是没钱买对头做，还赊对头做好不好？”“怎么了，我的夫人，又是多云天气？”向河渠边洗碗边问。他是真不懂妻子气的来源吗？哪里话？他心如明镜呢。
“还问我，你的耳朵背啦？”“哎哎哎——，别骂，别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老不改。”向河渠脸上挂着笑容，话可不像笑容那么甜。童家不是书香门庭，出言吐语不象向家那么文雅，在她看来的寻常话语，却被丈夫说成是骂。说由你去说，我还依然如故，叫我改，你怎么不改改呢？耳朵背了也是骂人么？她没理他。
其实不能怪童凤莲着急呀，这些天她听了多少馊气话唷：什么“看他个婊子养的当一世的干部嘞，扣我家的钱拿去买药吃啊！”什么“忘恩负义的东西，人家冒那么大的险冲上台去救他父，脸怎么箍得下来的？”什么“眼睛里还有个队长吗？狂妄上了天了。”还有什么“头打掉下来也别想扣到我的钱，我单要同他碰碰看。”等等，等等。当个干部家属，没沾到一分一厘的光，到要故意装迟到，让执行制度的头一刀从她头上开起；依着他处处带头，怀孕八九个月了，还在地里浇粪、冬翻，没有捞到过拣棉花、拣棉种、扫扫刷刷的轻巧活儿干，图个什么？难道就图挨人冷嘲热讽地骂？
怪谁呢？怪向河渠吗？
猪肥料钱的老制度是养猪户必须在生猪进圈八个月后或者达到一百斤后才可出售，否则肥料钱折半算。薛井林觉得生猪一百斤正是放粪的时期，要是准许卖，可就少了大量的肥料，一只百斤以上的猪，不说多，一天四五十斤粪尿，全队就是两千多斤，一个月就是六七万斤，两个月就是十三四万斤，够三四十亩地的基肥呢，于是他决定改为十个月或者一百三十斤才可出售。
或者有人认为养个百三十斤的肉猪，还不是家家都能办得到吗？看现在，食品站上收购的猪，大都在二百斤以上，哪来的一百三十斤左右的？殊不知那时候农村普遍穷，种田人没有余粮，向河渠家两只猪养了十三个月，一只重七十七斤，另一只大的也只重百十斤，没粮养，猪生肉难啊！因而通过决议时向河渠谈了自己的看法，但没能动摇薛井林的决定。
正是队长薛井林违反了他自己坚持制订的制度。不用说队长有队长的难处：家里没粮了，粗料也差不多吃光了，虽然会计劝他再坚持十几天，以免犯制度，他还是卖了。接着周兵、吴兰珍、夏振森等九家十一条不应出圈的生猪统统上了过圈栏。全队五十四条猪几天内下降到四十一头，违反制度售出的生猪中最大的一百二十七斤，最小的六十四斤，喂养时间最长的九个半月，最短的六个月。
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这可是新领导班子说的硬梆梆的豪言壮语，为了说话当话，向河渠还故意演了一个小节目，让妻子故意迟到，然后按制度执行，至于妹妹的劳动质量被处分到不是故意的。而今是队长、副队长、贫协组长都犯制度了，该怎么办呢？薛夏的结亲使向河渠犹豫了，原则能坚持吗？“向会计”“河渠啊”“大侄子”“渠叔”各种称呼此起彼伏地在向河渠耳边响起，干嘛呢？有的说制度历来是压社员的，队长犯了制度，谁敢放个屁？有的不希望按制度办事，只要求退回被老会计扣的肥料钱；搞不好的......闲言闲语，说什么的都有。
闲话不仅说给向河渠听，人们纷纷互相议论着：五个队委三个犯制度，十家十三条猪全部犯制度，这事还小吗？周兵听不下去了。他是个直心肠的莽汉子，过去在老社长手下，力没少出，汗没少流，很想帮老社长把生产队搞上去，却不能如愿。他恨老社长总是将“理”字树栽在自家门前，而今自己也犯了制度，不能将“理”字树也栽到自家门口吧？家庭经济是困难的，折半算就要少算三十来块钱，三十来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干活儿要干两个多月的。可是要是不扣，这条制度一废，其它制度怎么办？不行，已定的制度不能废，扣就扣吧。他找到了向河渠。
“向会计，你说是谁说过制度必须是铁的，不能变成棉花的、面条的，我犯了制度就应该扣，你从我头上开刀吧。”“这——”向河渠犹犹豫豫地说出了他的顾虑。周兵说：“我记得你说过商鞅变法的故事，执行法律一定要严，扣吧，不过就是几十块钱。几十块钱买个原则，还是值得的。”“开个会商量一下。”“商量个屁，制度上有的，商量什么？还能商量出个不执行的办法出来？”“还是开会商量商量为好，省得影响关系。”
领导组成员会在队长家召开。四队的领导组成员除正副组长外，还有贫协组长吴明珍、民兵排长姜粉英，五个人中只有周兵和吴明珍是老队委，其余三个是新的。会议刚开始，周兵就发表了他的意见。他说他家很困难，没粮给猪吃，也不长，俗话说猪子生得坏，你不喂它吃，它不给你卖。没粮给它吃，长什么，没办法卖掉了。他说他违反了制度，应该按制度执行。贫协组长吴明珍说：“古人说罪不责众，十来家人家都犯了制度，说明制度不得人心，应该改制度，不应该扣钱。”周兵说：“我们说话不能带私心。订这条制度时向会计说他家的两只猪养了十三个月，才长了七八十斤和百十斤。十个月嫌长，一百三十斤难长，还是老制度比较合适。那时我们为集体利益才订了新制度，现在我们自己犯了制度就说不得人心了，说得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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