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操上向河渠的发言比过去多了些,还每次都照本子上讲,显然事前作过了准备。人们觉得他们的会计比过去更谨慎了,但情面观点还是那么少。
向河渠说过他的头会越受压制越硬,好象也是事实。
夏金花、罗美华几个姑娘说特殊原因要求照顾在场上劳动,不去插秧。不等薛井林表态,向河渠抢先开口说:“大场上安排这么多人已足够了,陈大妈她们几个身体稍微好一些的老太还下了水田呢,不要人了。”硬是不给这个人情。
称积肥草过去都是由养猪牛的余老爹负责的,这里头猫腻比较多,向河渠亲自揽过这差事。他在政治操上规定了标准,并公布了细则,比如不得夹泥巴、掺水,不得有即将成熟的草籽等等。惯于投机取巧的人们碰了钉子后自然收敛了许多,可夏家仗着有薛井林撑腰,还想来试试。夏金花的一担草外表干的,却比正常体积的重了许多,当场叫解开检查,发现夹了泥巴,不说她什么,只让去泥巴后重称;夏振森的一担芦叶挑来时水淋淋的,称重后说按八折计算。兄妹俩大叫大嚷,说他打击报复,他一声不吭,兄妹俩以为他软了,追问怎么说,他还是说泥不去净不称,有水打八折,气得混身发抖也没用。
外队的机工来帮助队里脱粒小麦,薛井林让人割肉打酒,并派专人去钓蟹,盛情招待来客。招呼向河渠一齐陪陪客,向河渠说按规定不陪吃,他不参加。结果机工一人陪客七个,共用去鸡蛋十二个,肉三斤,酒二斤,米九斤,蟹是钓的不算钱,当然钓蟹的工分是要给的。共花去五块半钱,报销时向河渠只让报一块钱,参加陪客的每人扣一斤米的计划作为预付,上了临时帐。为此薛井林与他争了个面红耳赤,别人打了多少圆场,连向妈妈也责怪他过于古板,但他依然硬着头皮搬出〈财务支出规定〉,并申明事前已打过了招呼,说明按规定不陪吃,不听没办法,就是不肯通融。
老会计来找向河渠说:“大侄子,你做的事我不能说你做得不对,但凡事也要留有余地呀,这样下去总是针尖对麦芒,你会吃亏的,人家后头有靠山,我们没有哇。”
向河渠说:“二伯,我心里有数。我们队为什么穷?是我们的田特别差吗?不是。五队与我们在一个圩塘住着,他们的田比我们还要差一些。是我们的人怂吗?五队的刘泉老爹说四队的人个个龙腾虎跃的,一个能顶别的队几个。我们田不差人不差,为什么搞不上去?就为一些人太聪明了,走上了歪门邪道,投机取巧、偷捞成风、干活糊差事、贪占集体便宜。这些歪风不去,生产哪能搞得好?穷困的帽子什么时候才能脱得了?
你起初推荐我接班,我并不情愿,因为老师对我说过,叫我不要当干部,以免将来有机会出去走不了。可大队不依不饶,我也想为大家出点力,才点了头。既点头就要出力,不然就别做这个梦。所以我在位一天就要坚持原则一天。我不能对不起大家,也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老会计说:“我怕你会吃亏呀。”向河渠说:“我不去做亏心事就不怕鬼敲门,天大不了会计不当了,学周兵打临工去。”
说到周兵,老会计说:“周兵是个好伢儿啊,可惜了呢。”凤莲说:“不可惜。听小华说他哥一天能挣七八角到一块,一天能抵在队里两天还不止呢,比当个副队长强多了。”
老会计说:“河渠,你跟井林初中同学,虽说后来到镇上上学去了,回来后处得还不差,能不能再圆起来呀?”向河渠说:“二伯,井林本质不坏,可是好婆娘就怕坏婆娘劝,瓦瓷就怕金刚钻呀。你是知道的,为团结他,我拿热脸往他冷屁股上贴,贴不上呀,除非和夏家那班人同流合污,可我又做不到,没办法啊。”随后将谈话的经过说了,老会计听后,长叹了一声,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老会计没办法,薛井林却有办法,他与郑支书、冯主任的关系可不是向河渠能比得上的。郑支书与夏春花的关系是传闻之言,不可当真,但薛井林会送礼却是真的,送多送少不知道,时啊节的请吃喝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过也没有什么闲话好说,因为他没用公物送礼,没用公款请吃。向河渠呢,送是不必说,从来不!请吃,只怕也只有宴请望产妇的亲友时请过一回,噢——,不止一回,还有一回是几个同学结伴来看望他,适逢郑支书到四队来检查工作,就机会宴请的,两者一比,亲疏可见。
一个下雨天,大队喇叭通知各队以队为单位集体收听广播。那年代的广播是有线广播,到1970年时已是家家有广播,乡里有广播站,大队有广播室。家家其实不出户就可以听的,集中听为的是保证听的人数,也便于听后讨论。薛井林家居于全队中心地带,明间和厨房连通,可以坐的人多,自然是个集中收听的好地方,新班子成立前也是选这儿,现在更不用另选了。全队能出动的都来了,这可是记工分的活动,不来才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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