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也更猛烈。当李振邦揣着崭新的工作证，走进哈市公安局侦查科那栋略显陈旧的俄式办公楼时，空气中弥漫的已不仅仅是北方固有的寒意，更添了一种与整个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凝重而紧迫的气息。
办公室的墙壁上，新贴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切为了前线”的醒目标语。每个人的脸上都行色匆匆，电话铃声、打字机声、以及同事们压低声音讨论案情的交谈声，交织成一曲紧张而有序的进行曲。与前两次在特定单位（钢厂、边境）的专项任务不同，侦查科的工作面向整个城市乃至地区，案件五花八门，节奏更快，压力也更大。
李振邦被分在了负责“社会面治安与反特”的侦查二队。队长姓周，是个四十岁出头、面容精干、眼神锐利的中年人，据说曾是四野的老兵，身上带着一股雷厉风行的作风。他没有对李振邦过往的功绩过多评价，只是在他报到时，用力握了握他的手：“李振邦同志，欢迎！这里就是战场，没有前后方之分！熟悉一下情况，马上投入工作！”
周队长说的“战场”，并非虚言。这座城市作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交通枢纽，是支援前线的坚实大后方，自然也成了敌特分子破坏和渗透的重点目标。李振邦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与支援前线直接相关——一起发生在“支前被服厂” 的原材料被盗案。
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厂里仓库一批用于制作军棉衣的优质棉花和厚帆布夜间被盗，数量不小。若在平时，这或许是一起重大的盗窃案，但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当下，盗窃军用物资，其性质尤为恶劣，直接影响前线将士的冬装供应。
李振邦和队里另一位年轻同事小陈立刻赶往被服厂。厂区里热火朝天，缝纫机的嗡鸣声震耳欲聋，女工们埋首在堆积如山的布料中，眼神专注，手上飞快地操作着。墙上贴着“多缝一针一线，就是支援志愿军多消灭一个敌人”的鼓动标语。厂长是个急得嘴角起泡的中年女人，看到公安同志，几乎是带着哭腔：“同志，你们可要快点破案啊！这都是给最可爱的人做的棉衣啊！耽误了工期，我们怎么对得起前线流血牺牲的将士！”
看着女工们疲惫却坚定的面容，听着厂长焦急的话语，李振邦感到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这不再仅仅是一桩案件，更是对后方向心力、保障力的一次考验。
现场勘查没有发现明显的破坏痕迹，说明盗窃者很可能熟悉内部情况，或者有内应。调查走访中，李振邦没有局限于询问谁有作案时间、谁有嫌疑，他更多地留意着工人们的情绪和工厂的氛围。
他发现，大部分工人都义愤填膺，对盗窃行为深恶痛绝，工作更加卖力，仿佛要用实际行动弥补损失。但也有一部分人，在谈及此事时眼神闪烁，或避而不谈。其中，一个负责夜间看守仓库的老头，言辞含糊，对某些细节前后矛盾。
李振邦没有立刻对老头进行严厉的审讯，而是采取了迂回的策略。他和小陈住在厂里，利用工余时间，和工人们一起在食堂吃饭，听她们拉家常，聊前线，聊家里的困难。他了解到，那个看守仓库的老头，儿子也在朝鲜战场上，家里老伴常年卧病，负担很重。
一天晚上，李振邦拿着一瓶本地产的散装白酒和一包花生米，找到正在门房值夜的老头。
“大爷，天冷，喝点酒暖暖身子。”李振邦坐在他对面，语气平和。
老头有些局促，连连摆手：“使不得，李同志，值班呢……”
“没事，就一点，驱驱寒。”李振邦给他倒了一小杯，“听说您儿子也在前线？”
提到儿子，老头混浊的眼睛里有了光，也多了泪。“是啊……快一年没信儿了……也不知道咋样了……”他抿了一口酒，话匣子打开了，絮絮叨叨地说起儿子的往事，说起家里的艰难。
李振邦静静地听着，不时附和几句。等到老头情绪平稳些，他才看似无意地问道：“大爷，厂里丢了东西，大家都着急上火，这是给前线将士用的啊。您老晚上值班，就没听到点啥动静？”
老头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握着酒杯的手微微颤抖。他低下头，久久不语。
李振邦没有催促，只是默默地又给他倒了一点点酒。
良久，老头才抬起头，老泪纵横：“李同志……我…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前线的孩子们啊！”他哽咽着交代，是他一时糊涂，受了别人的蛊惑和一点钱财诱惑，在值班时偷偷打开了仓库的后窗插销，给外面的人行了方便。他并不知道偷的是军用物资，对方只说是倒腾点紧俏货……
根据老头提供的线索，李振邦和小陈顺藤摸瓜，很快就在城郊的一个黑市窝点，将盗窃团伙一网打尽，追回了大部分被盗的棉花和帆布。案件迅速告破。
在将追回的物资交还给被服厂时，那位女厂长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着李振邦的手说不出话来。厂里的女工们自发地鼓起了掌。看着那些失而复得的、洁白柔软的棉花，李振邦心中充满了欣慰。他不仅仅破了一个案子，更是守护了通往前方的一份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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