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也更猛烈。当李振邦揣着崭新的工作证,走进哈市公安局侦查科那栋略显陈旧的俄式办公楼时,空气中弥漫的已不仅仅是北方固有的寒意,更添了一种与整个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凝重而紧迫的气息。
办公室的墙壁上,新贴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切为了前线”的醒目标语。每个人的脸上都行色匆匆,电话铃声、打字机声、以及同事们压低声音讨论案情的交谈声,交织成一曲紧张而有序的进行曲。与前两次在特定单位(钢厂、边境)的专项任务不同,侦查科的工作面向整个城市乃至地区,案件五花八门,节奏更快,压力也更大。
李振邦被分在了负责“社会面治安与反特”的侦查二队。队长姓周,是个四十岁出头、面容精干、眼神锐利的中年人,据说曾是四野的老兵,身上带着一股雷厉风行的作风。他没有对李振邦过往的功绩过多评价,只是在他报到时,用力握了握他的手:“李振邦同志,欢迎!这里就是战场,没有前后方之分!熟悉一下情况,马上投入工作!”
周队长说的“战场”,并非虚言。这座城市作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交通枢纽,是支援前线的坚实大后方,自然也成了敌特分子破坏和渗透的重点目标。李振邦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与支援前线直接相关——一起发生在“支前被服厂” 的原材料被盗案。
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厂里仓库一批用于制作军棉衣的优质棉花和厚帆布夜间被盗,数量不小。若在平时,这或许是一起重大的盗窃案,但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当下,盗窃军用物资,其性质尤为恶劣,直接影响前线将士的冬装供应。
李振邦和队里另一位年轻同事小陈立刻赶往被服厂。厂区里热火朝天,缝纫机的嗡鸣声震耳欲聋,女工们埋首在堆积如山的布料中,眼神专注,手上飞快地操作着。墙上贴着“多缝一针一线,就是支援志愿军多消灭一个敌人”的鼓动标语。厂长是个急得嘴角起泡的中年女人,看到公安同志,几乎是带着哭腔:“同志,你们可要快点破案啊!这都是给最可爱的人做的棉衣啊!耽误了工期,我们怎么对得起前线流血牺牲的将士!”
看着女工们疲惫却坚定的面容,听着厂长焦急的话语,李振邦感到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这不再仅仅是一桩案件,更是对后方向心力、保障力的一次考验。
现场勘查没有发现明显的破坏痕迹,说明盗窃者很可能熟悉内部情况,或者有内应。调查走访中,李振邦没有局限于询问谁有作案时间、谁有嫌疑,他更多地留意着工人们的情绪和工厂的氛围。
他发现,大部分工人都义愤填膺,对盗窃行为深恶痛绝,工作更加卖力,仿佛要用实际行动弥补损失。但也有一部分人,在谈及此事时眼神闪烁,或避而不谈。其中,一个负责夜间看守仓库的老头,言辞含糊,对某些细节前后矛盾。
李振邦没有立刻对老头进行严厉的审讯,而是采取了迂回的策略。他和小陈住在厂里,利用工余时间,和工人们一起在食堂吃饭,听她们拉家常,聊前线,聊家里的困难。他了解到,那个看守仓库的老头,儿子也在朝鲜战场上,家里老伴常年卧病,负担很重。
一天晚上,李振邦拿着一瓶本地产的散装白酒和一包花生米,找到正在门房值夜的老头。
“大爷,天冷,喝点酒暖暖身子。”李振邦坐在他对面,语气平和。
老头有些局促,连连摆手:“使不得,李同志,值班呢……”
“没事,就一点,驱驱寒。”李振邦给他倒了一小杯,“听说您儿子也在前线?”
提到儿子,老头混浊的眼睛里有了光,也多了泪。“是啊……快一年没信儿了……也不知道咋样了……”他抿了一口酒,话匣子打开了,絮絮叨叨地说起儿子的往事,说起家里的艰难。
李振邦静静地听着,不时附和几句。等到老头情绪平稳些,他才看似无意地问道:“大爷,厂里丢了东西,大家都着急上火,这是给前线将士用的啊。您老晚上值班,就没听到点啥动静?”
老头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握着酒杯的手微微颤抖。他低下头,久久不语。
李振邦没有催促,只是默默地又给他倒了一点点酒。
良久,老头才抬起头,老泪纵横:“李同志……我…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前线的孩子们啊!”他哽咽着交代,是他一时糊涂,受了别人的蛊惑和一点钱财诱惑,在值班时偷偷打开了仓库的后窗插销,给外面的人行了方便。他并不知道偷的是军用物资,对方只说是倒腾点紧俏货……
根据老头提供的线索,李振邦和小陈顺藤摸瓜,很快就在城郊的一个黑市窝点,将盗窃团伙一网打尽,追回了大部分被盗的棉花和帆布。案件迅速告破。
在将追回的物资交还给被服厂时,那位女厂长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着李振邦的手说不出话来。厂里的女工们自发地鼓起了掌。看着那些失而复得的、洁白柔软的棉花,李振邦心中充满了欣慰。他不仅仅破了一个案子,更是守护了通往前方的一份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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