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 痕检
四月九日,星期三。天刚蒙亮,弄堂里的响动就钻透了窗棂。
李振邦轻轻掀开被子,林淑娴还蜷着,呼吸匀净,额前碎发沾在脸颊上。他捏了捏她的手,温温的,才起身穿衣服。刚走到外间,就听见灶披间里传来碗筷碰撞的轻响——岳母已经在忙了。
灶披间小,只能容下一个煤球炉子和一张小方桌。岳母正把隔夜的剩饭倒进铝锅,兑上自来水,坐在小马扎上,用火柴点煤球炉子。火苗“噗”地窜起来,映得她眼角的皱纹亮了亮。
“姆妈,侬起得嘎早。”李振邦凑过去,帮着把炉盖架上,用上海话搭话。
“人老了,觉少,三点多就醒了。”岳母回头,手里攥着两个土鸡蛋,蛋壳上还沾着点泥,“泡饭马上好,等会儿侬去弄堂口买两根油条,淑娴爱吃脆的。伊还没醒,勿要吵伊,让伊多困会儿。”
李振邦应了声,从五斗橱最下面的抽屉里翻出粮票和零钱——三张壹两的粮票,两张伍分的纸币,叠好塞进警装的内袋。他轻手轻脚走到房门口,林淑娴翻了个身,嘴里咕哝了句什么,没醒,他才轻轻带上门。
弄堂口的早点摊已经排了七八个人。前面两个穿蓝布罩衫的阿姨正凑着说话,声音压得低,却还是飘进李振邦耳朵里:“今朝小菜场的带鱼新鲜是新鲜,就是要凭鱼票,我家那小子上个月把鱼票弄丢了,到现在还没补下来。”“我家还有一张,等会儿去看看,要是人少就多买点,腌起来能吃好几天。”
李振邦跟着排队,手里攥着粮票,指尖蹭到内袋里的笔记本边缘——昨晚睡前他把线索记在本子上,没来得及收进抽屉。队伍慢慢挪,轮到他时,摊主老周正用长筷子把炸得金黄的油条从油锅里捞出来,油星子“滋啦”溅在锅底。
“四根油条,劳驾。”李振邦递过粮票和钱。
“李科长早啊!”老周认出他,嗓门亮,“四根够不够?今朝的油条炸得透,香!”
“够了,家里三个人。”李振邦接过用牛皮纸包着的油条,热乎乎的,纸都被烫得发软,香味顺着纸缝钻出来。
回到家时,泡饭已经煮得冒了泡,米香混着水蒸汽飘满了屋。岳母在小方桌上摆了碟雪里蕻咸菜,淋了几滴麻油,油花浮在咸菜上,亮闪闪的。林淑娴也醒了,坐在桌边,穿着李振邦的旧棉袄,袖子太长,挽了两圈,脸色比前几日多了点血色。
“今朝天好,等会儿太阳出来,把你那床厚被子晒一晒,潮得很。”岳母一边给林淑娴盛泡饭一边说,筷子头沾了点饭粒,她习惯性地抿掉。
“谢谢姆妈。”林淑娴轻声说,拿起油条咬了一小口,脆得“咔嚓”响。
李振邦没多耽搁,一碗泡饭,一根油条,就着咸菜,三两口吃完。他擦了擦嘴,拿起搭在椅背上的警装穿上,扣扣子时,最上面那颗扣子有点松,他用手指捏了捏,没掉。
“当心点。”林淑娴抬头看他,眼神里带着点担心。
“晓得了,晚上早点回来。”李振邦点点头,推着靠在门边的自行车出了门。
局里的气氛比往日紧。李振邦刚把自行车停在车棚,就看见老吴从办公楼里跑出来,手里攥着个文件夹,脸色不好,眼下有明显的黑圈,像是没睡够。
“振邦,有发现!”老吴把他拉到墙角,声音压得低,“这是‘沪江文化用品商店’的材料,我和小郑查了一晚上,没敢歇。”
李振邦接过文件夹,封面是硬纸板的,边缘磨得毛了。他翻开第一页,是工商注册登记表,钢笔字写得工整,老板钱仁安,上海本地人,五十六岁,解放前在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开过小印刷作坊,叫“仁安印刷社”,民国三十六年因为印假烟票被巡捕房抓过,罚了五十块大洋才放出来。
“还有个股东叫赵永明,占四成股份。”老吴指着第二页的股东出资证明,“这个赵永明,不简单。你看他的履历——民国三十七年到三十八年,在国民政府中央印制厂上海分厂做技术员,负责凹版印刷的版辊制作。”
李振邦的手指顿在“中央印制厂”几个字上。中央印制厂是解放前印钞票、邮票的地方,技术门槛极高;沈志远之前在南京财政部印刷局,也是搞凹版印刷的——这两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圈子里的,甚至认识。
“赵永明现在人在哪里?”李振邦抬头问,指尖在履历表上划了划,赵永明的照片是黑白的,三十多岁,戴圆框眼镜,嘴角往下撇,看着有点阴。
“查不到。”老吴摇头,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是钱仁安的询问记录,“我们昨天下午找钱仁安谈了,他说赵永明就是挂个名,不管事,去年秋天投了两万块大洋进来,之后就没露过面。分红都是通过中间人转交,他也没见过赵永明本人。”
“中间人是谁?”
“钱仁安说不清。”老吴揉了揉眼睛,“他说每次来拿钱的人都不一样,有时候是个穿短打的年轻人,有时候是个戴帽子的老头,只晓得都姓谭,说话带点广东口音,把‘钱’说成‘琴’,把‘纸’说成‘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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