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七月，广州市政公司第三工程队接到了洪德路140号地块的员工宿舍楼建设项目。
队长周建国拿着项目文件，站在那片已经完成清表的空地上，眉头紧锁。
正值盛夏，烈日灼人，但他站在这片土地上，却莫名感到一阵寒意。
“这地方，以前是做什么的？”他问身边的技术员小李。
“档案上说是民国时期的居民区，后来毁于战火，一直荒废到现在。”小李擦着汗回答，“位置不错，就是感觉有点阴森。”
周建国点点头，没再多说。
他四十五岁，在建筑行业干了二十多年，什么古怪事都见过一些。
这块地给他的感觉确实不太对劲，太安静了，连一声蝉鸣都听不见。
三天后，工程正式启动。
打桩机轰隆隆地开进场地，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然而开工不到两小时，问题就出现了。
“周队，地桩打不下去！”负责打桩的老王急匆匆地跑来报告，“已经断了两根桩了！”
周建国赶到现场，看见工人们围在打桩机旁窃窃私语。
“下面是花岗岩层？”他问。
技术员小李摇头：“地质报告显示这一带是冲积土层，根本不该有岩石。”
周建国亲自操作打桩机，结果一样，桩子下去不到三米就再也无法深入，仿佛地下有股力量在往上推。
接连三天，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换了好几个打桩点，结果全都一样。
工人们开始议论纷纷，有人说晚上在工地上看到若隐若现的人影，有人说听见地下传来奇怪的呜咽声。
周建国不信邪，但工程进度耽搁不起。
在副队长刘明的建议下，他请来了退休的老工人陈伯。
陈伯年轻时学过一些相地之术，在队里小有名气。
陈伯来到工地，既不拿罗盘，也不焚香，只是默默绕场走了一圈，最后在一棵老槐树下停住。
“建国，这地方不干净啊。”陈伯叹了口气，“下面是万人坑，抗日时期被日军屠杀的平民就埋在这里。怨气太重，普通的桩子打不进去。”
周建国眉头紧锁：“那怎么办？工程不能停啊。”
“办法倒是有，”陈伯沉吟道，“在四个角各埋一枚古钱，打桩前焚香告慰。但即便如此，最好还是避开中心怨气最重的地方，不要在那里建住宅。”
周建国思忖再三，采纳了陈伯的建议。
果然，埋下古钱后，地桩总算打了下去。
但出于成本考虑，他并没有修改原设计图纸中三号楼的位置那正是陈伯说的“中心怨气最重的地方”。
一年后，洪德路140号员工宿舍楼建成。
三栋六层高的灰白色楼房屹立在洪德路旁，看上去普普通通，毫不起眼。
然而分房结果公布后，细心的员工发现，被安排入住三号楼，特别是三号楼3单元底层几个房间的，几乎都是公司里人缘不好或是有过违纪记录的员工。
赵德全是市政公司的老司机，因脾气暴躁、爱占小便宜而惹人讨厌。
分房时，他幸运地分到了三号楼103房，最大的一个单元。
搬家那天，赵德全喜气洋洋，逢人便吹嘘自己走了关系。他老婆却有些不安：“老赵，我听说这栋楼建的时候不太顺利，地桩都打不下去。”
“妇人之见！”赵德全不以为然，“楼都建好了，怕什么？”
然而入住不到一个月，赵家就开始不太平。
先是赵德全上小学的儿子经常半夜惊醒，说看见窗外有很多人影在走动；接着他老婆莫名其妙病倒，医院查不出病因，只是整天头晕乏力。
最诡异的是赵德全自己。
一天晚上他下班回家，开门时分明听见屋里有说话声，可一开灯，声音戛然而止，家里空无一人。
“肯定是工作太累，出现幻听了。”他自我安慰。
但怪事接二连三：家里的物品经常莫名其妙移位；夜深人静时，厨房会传来滴水声，检查却发现所有水龙头都关得紧紧的；电视机在深夜自动开启，屏幕上只有雪花点。
三个月后的一个雨夜，赵德全驾车运送建材时，在离宿舍楼不到五百米的拐弯处突然失控，撞上路边的电线杆。
救护车赶到时，他已经没了呼吸。
奇怪的是，事发路段并不险峻，当时雨也不大，而赵德全是有着二十年驾龄的老司机。
赵德全的遗孀很快搬离了103房。
临走前，她红着眼睛对邻居说：“那房子有问题，老赵是被害死的！”
赵德全的死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此后几年，三号楼的厄运接连不断。
104房住着会计孙丽华和她年迈的母亲。
入住两年间，孙母的老年痴呆症急剧恶化，经常半夜起床对着空墙角说话，说什么穿军装的人来找她了。
一九八五年春，孙母从阳台跌落身亡。
警方认定为意外，但孙丽华坚称母亲从不靠近阳台，因为害怕下面伸出来的手。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