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战医院的帐篷被晚风刮得呼呼响，赵佳贝怡蹲在那张最后的空床边，手里拿着块糙布抹布，一遍遍地擦着床沿的木缝。缝里有些暗红的印迹，那是碘酒和血的混合色——昨天李班长还在这儿和她开玩笑，说等伤好了要请她吃城里的糖糕，结果半夜就发起高烧，天亮就走了。
“赵医生，这床要不就别擦了，反正也没人住。”护士小周抱着一堆干净的纱布路过，眼睛红红的。这几天她见了不少生死离别，声音里透着哭腔。
赵佳贝怡没抬头，只是换了抹布的另一角，继续用力擦：“擦干净点，万一……万一有新伤员来呢。”
虽然是这么说，但帐篷里的空床位越来越多，从最初的挤不下，到现在能并排躺两个担架，消毒水味越来越浓，却掩盖不住那股若有似无的死亡气息。
小周没再劝，轻轻叹了口气，转身去整理药品架。药瓶碰撞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帐篷里回响，像是在数着什么。
傍晚时分，麻明福掀开帐篷帘子进来，带来了一股外面的湿气。他穿着件洗得泛白的军装，裤脚卷到膝盖，露出小腿上的绷带，血迹已经渗透了大半。“佳贝怡，忙呢？”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从怀里掏出包油纸裹着的东西递给她，“老乡给的红薯干，晒得挺干的，尝尝看。”
赵佳贝怡直起身，手腕酸得几乎拾不起。她接过油纸包，指尖碰到了他手背上的茧子——那是常年握枪留下的，硬邦邦的。“又去前线了？”她把红薯干分了一半塞回他手里，“不是让你好好养伤吗？”
“小伤，没事。”麻明福咬了一口红薯干，屑子掉在口袋上，他也不在意，“我们端了日军一个弹药库，缴了不少罐头，回头让炊事班给你送两罐牛肉的，补补身子。”他边说边扫视着帐篷里的空床位，眼神暗了暗，“……李班长的事，别太放在心上。”
赵佳贝怡低下头，重新拿起抹布，盯着床沿的木缝：“我知道。”但那句“赵医生，我想吃糖糕”就像针一样扎在她脑子里，怎么也拔不出来。
麻明福没再说话，蹲在她旁边帮她整理散落的绷带。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帐篷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通讯科的小张抱着一台铁皮盒子的收音机冲了进来，脸涨得通红，喊着：“赵医生！麻营长！紧急情况！”
那台收音机外壳掉了漆，天线歪歪扭扭地指向天空，发出“滋滋啦啦”的响声，夹杂着“滴滴答答”的摩尔斯电码声。
“这是啥玩意儿？”麻明福皱着眉头，他打了多年仗，听过不少电台信号，但这声音却陌生得很。
小张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手指在笔记本上快速地画着点和线：“我们监测到的！连续三天了，总是在半夜两三点出现，每次就几十秒，加密方式很特别，技术科的同志说，这底层规律……有点像上海沦陷前军统高层用的密电码，但复杂得多，像是加了好几层锁。”
赵佳贝怡的心猛地一跳。上海沦陷前的军统密电码？她突然想起一个人——段安瑞。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她还是个医校实习生，跟着医疗队在上海郊区救治伤员。一天夜里，她在废弃的仓库里发现了一个中弹的男人，他穿着黑色风衣，腿上流着血，手里还紧紧抓着一部发报机。“救我……”他意识模糊，却还在念叨着“密电码”、“夜莺”、“黑虎山”这几个词。
后来部队转移，她没能再见到他，只听说他是军统的人，代号好像是“夜莺”。
“这信号源在哪儿？”赵佳贝怡追问，声音微微颤抖。
小张在地图上画了个红圈：“飘忽不定，发报时间太短，抓不住具体位置。但最后一次出现时，信号强度判断，应该在东南方向的黑虎山一带。”
黑虎山。赵佳贝怡倒吸了口凉气。那地方是三不管地带，日军在山脚下有据点，山里有游击队活动，偶尔还有散兵游勇出没，混乱得像一锅粥。段安瑞如果在那儿，恐怕凶多吉少。
“会不会是巧合？”麻明福看着她脸色变了，“军统的密电码多了去了，说不定不是你想的那个人。”
赵佳贝怡没说话，只是盯着小张笔记本上的电码记录。那些点和线排列得很密集，像是在传递紧急信息。她突然想起段安瑞当时藏在风衣内衬里的一张纸条，上面画着类似的符号，只是没有这么复杂。“他当时说……要把情报送出去，关系到‘黑虎山的布防’。”
“黑虎山的布防？”麻明福的眉头皱得更紧，“日军最近在黑虎山增兵了，游击队正愁摸不清他们的动向……”
正说着，师部的通讯员掀开帐篷帘子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首长指示，继续监听，尝试破译，没查清对方身份前，不准贸然接触，尤其不能惊动日军。
赵佳贝怡手里紧紧抓着那张电码记录纸，指尖都在抖个不停。纸边都被她攥得皱巴巴的，上面的点和线就像活了一样，在她眼前跳来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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