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工业城的冬日，雪下得没头没尾。厂房的钢架上积着厚雪，像披了件白棉袄，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刚飘出半截，就被冻成了淡青色的雾。赵佳贝怡的办公室里，煤炉烧得正旺，铁皮烟筒烫得能烙饼。
她趴在桌上整理工人健康普查报告，钢笔尖在纸上划过，沙沙响。窗外的广播喇叭正放着《歌唱祖国》，调子昂扬得很，衬得屋里的安静格外明显。
“吱呀”一声，门被推开，带进股寒风，卷着雪沫子打在地上。麻明福站在门口，帽檐上的雪正往下掉，像撒盐似的。他脸上带着点少见的轻松，手里举着个牛皮纸信封，红印戳在雪光下特别扎眼。
“贝怡，北京来的调令。”他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把信封递过来，“要借调你这位‘神医’进京，说是搞个保密项目，关于战后创伤恢复和特殊病防治的。”
赵佳贝怡接过信封，指尖触到那硬挺的纸，心里莫名跳了一下。保密项目？特殊病？她想起自己那片缓慢复苏的空间，像块捂在怀里的冰，平时没啥动静，碰着特殊事就会微微发烫。
“啥时候走？”麻明福往煤炉边凑了凑，军靴上的雪化了，在地上洇出个小水圈。他语气里带着骄傲，可眉头悄悄皱着——和平日子没过几年，他总怕有啥变故，把她往险地里推。
“后天。”赵佳贝怡拆开信封，字是打印的，方方正正，透着股严肃劲儿。“医院的事我跟老李交代好了，他能顶上。”
麻明福没说话，从兜里掏出个布包，打开是双新做的棉手套，蓝布面，里子絮着厚棉花。“戴上，火车上冷。”他给她套在手上，指腹蹭过她手背上的浅疤——那是当年做手术时被碎玻璃划的。
“放心，就是去搞研究，又不是上战场。”赵佳贝怡拍拍他的胳膊，他胳膊上的肌肉硬得像铁块，“等我回来，给你带北京的糖火烧。”
麻明福“嗯”了一声，转身去捅煤炉，铁钎子碰得炉壁叮当响。他没说舍不得，可那背影，看得赵佳贝怡鼻子有点酸。
一切都已经在医院里安排妥当之后，时间尚早，天边依旧一片漆黑，黎明尚未到来。此时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路灯散发着微弱而温暖的光芒。
麻明福推着自己那辆破旧但却被擦拭得干干净净的自行车走到了门口。他小心翼翼地将一个厚厚的棉垫子放在了车后座上，然后又轻轻地拍了拍它，仿佛这是一件无比珍贵的宝物一般。接着，他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件略显陈旧的军大衣。
“冷不？”麻明福轻声问道，眼中满是关切之情。
赵佳贝怡微笑着摇了摇头，但还是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麻明福见状，二话不说便脱下了自己身上那件有些年头的军大衣，并迅速披在了她的肩上。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让赵佳贝怡感到格外舒适和安心。
凛冽刺骨的寒风犹如一群凶狠残暴、面目狰狞的猛兽一般，发出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咆哮声，张牙舞爪地朝他们猛扑过来。可是，面对这突如其来且异常猛烈的狂风袭击，赵佳贝怡竟然毫无惧色，甚至连一丝寒意都未曾察觉到。
原来，此时此刻的她正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在那件属于麻明福的厚实大衣里，仿佛一只被保护得很好的小动物。而这件大衣上，仍然弥漫着从麻明福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若有似无、淡淡的煤烟味。
这种独一无二的气味对赵佳贝怡而言简直太熟悉不过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每次只要一嗅到它，一股难以言喻的安心和满足便会油然而生，并迅速传遍全身每一个角落。
“到了给我拍个电报。”他帮她拎着行李，站在月台上，蒸汽火车“呜”地叫了一声，白气把他的脸遮得模糊。
“知道了。”赵佳贝怡往车厢里走，回头看时，他还站在那儿，像个钉在地上的桩子。
火车哐当哐当地开，窗外的景色慢慢变了。北国的苍茫退成了灰黄色，华北平原的辽阔铺展开来，麦田盖上了薄雪，像块没绣完的白布。赵佳贝怡靠着车窗，心里头七上八下的——那调令上的“特殊”两个字，总像根小刺，扎得人不安。
到了北京，来接她的是辆绿色的吉普车，司机戴着军帽，话不多，只说“沈教授在等您”。车往西郊开，越走越偏，最后停在一道铁丝网前，门口有哨兵站岗，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
“赵佳贝怡同志，请。”哨兵检查了证件，放行时敬了个礼。
研究所的建筑是灰扑扑的水泥楼，看着简洁，却透着股先进劲儿。窗户是大块的玻璃，擦得锃亮，跟她熟悉的战时医院、简陋实验室完全不一样。空气里飘着消毒水味，还混着点电子仪器特有的、说不清的金属味，怪怪的。
接待她的是个中年女教授，穿着灰布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神锐利得像手术刀。“我是沈静，项目负责人。”她伸出手，手心有点凉，“赵医生，久仰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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