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深海”潜入更深的黑暗，“无常”绷紧敌后斗争的弓弦之时，“藤原拓海”这枚置于阳光下的棋子，其价值在日军急剧变化的战略需求中，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和放大。卢沟桥的炮火，不仅点燃了中国的全面抗战，也彻底改变了日本在上海的统治策略——从战前的渗透、威慑与有限清洗，转向了战时的全面控制、资源榨取与以华制华的精细操作。
而“藤原拓海”，这位拥有天皇旧谊、精通中国文化、且已在特高课内部证明了自己“战略眼光”与“忠诚”的年轻顾问，无疑成为了日方眼中，执行这一新策略的绝佳人选。
藤田芳政的召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正式。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特高课总部一间专门用于接待重要访客的小型会议室内。除了藤田，还有一位身着文官制服、气度沉稳的中年日本人，经介绍，是即将从东京派遣来的、负责主导上海战后“重建”与“治理”工作的内阁特使，小泉毅。
“藤原君，”藤田芳政的语气带着一种近乎托付的郑重，“帝国的圣战已全面展开。上海，作为支那的经济心脏与远东枢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皇军占领上海后，绝不能重蹈东北之覆辙，必须建立起一个高效、顺从，并能最大限度为帝国战争服务的行政管理体系。”
小泉毅接过话头，他的声音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藤原顾问，你的能力和对支那的了解，藤田课长已多次向我提及。尤其是你之前提交的关于‘以华制华’、‘文化渗透’的战略构想，与内阁此次的方略不谋而合。我们认为，你是参与筹建新上海市政府，并确保其能按照帝国意志运转的，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明渊心中凛然。参与组建伪政府！这意味着他将更深地卷入侵略战争的机器，双手将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更多的“合法化”的罪恶。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他将获得一个绝佳的、俯瞰乃至影响日伪统治核心的绝佳位置，对于“深海”的长期潜伏和“无常”的情报搜集，其价值无可估量。
他脸上适时地露出凝重与一丝被委以重任的激动，微微躬身：“承蒙课长和特使阁下信任，属下惶恐。能为帝国伟业效力，是藤原的荣幸。只是，组建政府，事务繁杂，涉及各方利益平衡，属下年轻识浅，恐有负厚望。”
这是以退为进，既是符合身份的谦逊，也是在试探对方赋予他的具体权柄。
小泉毅似乎很满意他的态度，微笑着摆了摆手：“藤原顾问过谦了。你的才华，我们心中有数。你不必负责具体的行政琐事，那会有专业的文官去做。我们需要你发挥的，是你的‘智慧’和‘影响力’。”他顿了顿，目光锐利起来，“你的主要任务有三：”
“第一，人事甄别与推荐。 利用你对上海各界，尤其是华人精英阶层的了解，为新的市政府推荐合适的人选。我们要的不是唯唯诺诺的应声虫，而是真正有能力、有一定声望，并且……懂得审时度势，愿意与帝国合作的人。你要确保这些关键位置上，是我们能够‘引导’和‘控制’的人。”
“第二，政策制定的‘顾问’。 在新的市政府架构设计、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方针制定过程中，提供‘符合支那国情’且‘服务于帝国利益’的建议。尤其是如何平稳接管租界（一旦时机成熟），如何有效征收战争物资，如何‘安抚’民心，这些都需要你独到的见解。”
“第三，信息桥梁。 你将成为帝国与新市政府华人官员之间的一个重要沟通渠道。既要传达帝国的意志，也要‘理解’和‘疏导’华人官员的……某些‘情绪’或‘困难’，确保这个新生的政权能够高效、顺畅地运转起来。”
这三大任务，赋予了明渊极大的隐性权力。他几乎可以插手伪政府从人事到政策的方方面面，成为一个隐藏在幕后的“操盘手”。这无疑是将“藤原拓海”这块盾牌，锻造成了一把可以左右局面的“权杖”。
“属下明白了。”明渊深深吸了一口气，脸上露出决然的神色，“定当竭尽全力，不负帝国重托！”
接下来的几天，明渊以“藤原拓海”的身份，频繁出入于日方设立的“上海临时市政筹备委员会”。他表现得既积极投入，又保持着“顾问”应有的超然与专业性。他提交了一份经过精心筛选的华人官员推荐名单，其中既有真正死心塌地的汉奸，也有一些能力尚可、但被形势所迫或心存观望的中间派，甚至……他还“不经意”地，将两个经过“深海”渠道暗中考察、认为可以争取或利用的、具有一定良知和民族底线的名字，混入了次要职位的推荐名单中。
在讨论市政府架构时，他“出于效率考虑”，建议设立了一些权限交叉、职责模糊的临时机构，为未来的推诿扯皮和内耗埋下了伏笔。在讨论经济政策时，他一方面强调要保证战争物资的征收，另一方面又“体恤民情”地提出要维持基本的市场秩序，避免竭泽而渔，这为他未来利用明家产业和“昌隆”公司进行物资转移和情报掩护，预留了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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