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需要极其精妙的谈话技巧和分寸感。
我整理了思路,列出几个可能的问题方向,并准备了相应的背景资料。做完这些,已经是傍晚。老何发来信息,表示已经完成对讲座场地——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报告厅的初步踩点,绘制了内部结构图和几个可能的观察/撤离点位,附上了现场照片。他安排了三个人,两人会伪装成工作人员(其中一人已通过渠道获得了临时工作证),另一人伪装成普通学生听众,都配备了隐蔽的通讯和录音设备。
灰隼那边也发来了例行安全简报,没有提及新的异常。我回复确认收到,没有多说什么。
晚上,我独自在酒店房间,对着镜子练习表情和语气。我要演出一个对生父逐渐产生依赖和信任、渴望得到前辈指点、又带着点初出茅庐的紧张和兴奋的年轻律师形象。不能太疏离,也不能太热络。要自然,要真诚——起码看起来是。
这很难。每当想到那张对比图,想到周文远可能参与过的罪恶,我就忍不住心生寒意和厌恶。但我必须克服。这不仅是为了自保,更是为了……或许能揭开更多真相。
裴野从广州落地后发来了报平安的信息,之后便投入紧张的拍摄。我们简单聊了几句,互道晚安。知道他也在为了我们的未来努力,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周六下午一点半,我提前半小时抵达了复旦大学。春日的校园绿树成荫,阳光和煦,充满了青春的书卷气息。但这宁静美好的氛围,却无法驱散我心中的紧绷。
我穿着得体的米白色西装套裙,化了淡妆,头发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手里拿着笔记本和一个文件袋,看起来就像个认真来听课的学生或年轻学者。按照老何的提示,我从侧门进入报告厅,在前排靠边的位置坐下——这里既显眼(便于周文远和李慎之看到),又靠近出口(便于紧急撤离)。
报告厅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多是商学院的学生、青年教师,也有一些看起来像是企业法务或律师同行。我暗中观察,很快辨认出了老何安排的两个人:一个穿着灰色夹克、戴着黑框眼镜的“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讲台的麦克风;另一个穿着格子衬衫、背着双肩包的“学生”坐在我斜后方几排,正低头看着手机。
一点五十分左右,周文远和李慎之一同走进了报告厅。周文远穿着熨帖的深灰色西装,没有打领带,显得儒雅随和。李慎之则是一身严谨的深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容清癯,眼神锐利,自带一股不怒自威的学者气场。
他们一出现,立刻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周文远微笑着向几个熟人点头致意,目光扫过会场,很快落在了我身上。他眼睛微微一亮,朝我点了点头,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意,随即偏头对李慎之低声说了句什么。李慎之也顺着他的目光看向我,打量了我几眼,没什么表情地点了点头。
我的心跳快了一拍,但脸上立刻扬起一个略带腼腆和崇敬的笑容,朝他们微微欠身示意。
两点整,讲座准时开始。主持人简短介绍后,李慎之走上了讲台。他的演讲果然如资料显示那般,逻辑缜密,引经据典,案例信手拈来,气场强大。他主要围绕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中面临的法律风险、控制权安排、以及如何利用信托等工具进行资产隔离和规划展开。
我听得非常认真,不时低头记录。同时,我也在仔细观察台上的李慎之,以及台下前排就坐的周文远。周文远听得很专注,偶尔会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或与旁边的人低声交流一句。他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成功企业家在认真汲取知识,毫无异样。
讲座进行到提问环节。果然,李慎之点了几个举手的学生和老师,问题有深有浅,他都应对自如,言辞犀利又不失风趣。
我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终于,在一个关于“家族企业早期灰色地带的合规整改与法律追溯风险”的问题被提出后,我举起了手。
李慎之的目光扫过来,停留在我身上,抬了抬手:“那位穿米白色西装的女士,请讲。”
全场目光聚焦过来。我能感觉到周文远也转过头,带着鼓励和些许期待看着我。
我站起身,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话筒,声音清晰而稳定:“李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我是从事非诉法律实务工作的,对您刚才提到的早期灰色地带问题非常感兴趣。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有时会接触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复杂的家族企业,它们在创业初期可能由于时代环境或认知局限,存在一些如今看来不合规甚至踩线的操作。作为后续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在帮助这类企业进行合规整改和上市准备时,除了评估现存的法律风险,是否也需要对创始人或关键人物过往可能存在的、未被追究的潜在责任进行审慎评估?这种评估的边界和尺度该如何把握?尤其当这些过往可能与更复杂的政商关系或历史事件交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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