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末，天津。
那时候有两个女孩，从小一起长大，好得跟亲姐妹似的。那个年代不叫闺蜜，叫姐们儿。俩人一起读职专，十八岁毕业，各奔东西。
一个去了正经单位上班，另一个，选了个来钱快的地方——歌舞厅。
那会儿天津的歌舞厅遍地都是，和平路、滨江道那一带，一到晚上霓虹灯闪成一片。门口站着浓妆艳抹的女孩，里面传出震天的音乐声。正经人家都觉得那不是好地方，可那女孩不听劝，还是去了。
她说，她想多赚点钱，让守寡多年的妈过上好日子。
上班之后，她接触的人就变了。以前的朋友慢慢疏远，身边围着的全是社会上的。另一个女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一次她去找她，在歌舞厅后门等了一个多小时，看见她被几个男人围着出来，那些男人胳膊上纹着龙，嘴里叼着烟，看人的眼神像刀子。她上去拉她，她甩开手，说：“姐们儿，你不懂。”
劝了几次没用，也就放弃了。
后来她果然跟一个男人谈起了恋爱。那男人，她只见过一面，在滨江道偶遇过一次。男人三十出头，穿着皮夹克，梳着大背头，眼神飘忽，看人从不正眼瞧。就那么一面，她断定——这人绝对不是好东西。
可她没想到的是，自己猜得这么准，更没想到，那男人不是什么小混混，而是一个贩毒团伙的成员。
谈了三个月左右，女孩出事了。
那天下午，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她妈正在家里做针线活，电话响了。接起来，是女儿的声音，压得很低，透着压抑不住的惊恐：
“妈，我跟你说，我这两天发现不对劲了。我男朋友他们……好像不是干好事儿的。他们每天聊的东西让我害怕，什么货、什么粉、什么道上。我感觉他们是个团伙，好像还跟毒品有关系。他们现在出去了，我一会儿收拾收拾就打车回家。回家我就跟他分手，再也不联系了。”
她妈攥着电话，手都在抖：“闺女，你千万小心，妈在家等你。”
电话挂了。
她妈坐在家里，从下午等到傍晚，从傍晚等到天黑。窗外的路灯亮了，又暗了。她一遍遍往楼下看，看有没有出租车的影子。八点，九点，九点半。
电话打过去，没人接。再打，还是没人接。再打，关机了。
她妈慌了，哆嗦着报了警。
警察问她在哪儿住，她说不上来。女儿只说过跟男朋友住一起，具体什么地方，她从来没去过。她只知道大概在河东那边，具体哪条街哪个小区，她不知道。
一家人正四处打听，十二点左右，电话响了。
深夜的电话铃声特别刺耳，在空荡荡的屋里回荡。
“是王女士吗？我们是河东分局的。刚刚河东医院附近发现一具年轻女尸，我们不确定是不是您女儿，麻烦您来认一下。”
她妈眼前一黑，话筒掉在地上，发出咚的一声。
陪着去认尸的，是女儿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她接到电话时正在睡觉，听到消息整个人都懵了。她扶着女孩的妈妈，打了辆车往河东赶。一路上，她妈攥着她的手，攥得她手骨生疼，可她一声不吭。
到了分局，警察领着她们往太平间走。走廊很长，灯很暗，消毒水的味道刺鼻。每走一步，她妈的腿就软一分，她几乎是用全身力气架着她。
门开了。
远远的，一张床上躺着个人，盖着白布。
不用走近，她妈就认出来了——床边地上放着一双鞋，那是她陪女儿一起去买的，红色的皮鞋，女儿喜欢得不得了，说等工作稳定了再穿。那双鞋现在就摆在床边，鞋面上沾着黑红色的东西。
她妈腿一软，直接跪在地上。
闺蜜也认出来了。那个身形，那个侧脸，那个从小看到大的轮廓。她死死咬着嘴唇，眼泪哗哗往下淌，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后来她才知道，尸体惨不忍睹。
法医说，全身上下七处内脏破裂，肝脏、脾脏都碎了。舌头被人打掉了一半，满嘴的血。身上还有几个针孔，死前或死后被人注射了大量毒品。发现尸体的地方，是河东区某医院门口。大概是那些人发现她没救了，直接扔在那儿的。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生命，就这么没了。
闺蜜陪着她妈办了丧事。出殡那天，天还下着雨，淅淅沥沥的，像哭。她帮着抱灵位，抱着遗像，走在最前面。遗像上的女孩笑得很甜，穿着那件她最喜欢的红毛衣。那是她们一起去滨江道挑的，当时她还说，你穿红色好看，显白。
照片上的笑容永远定格在那一天。
从那以后，怪事就落到了她身上。
大概过了大半年，她开始觉得不对劲。
每天下班回家，总感觉身后有人跟着。那种感觉特别真，不是错觉。她走在路上，后背发凉，脖子后面像有人对着吹气。回头一看，什么都没有。加快脚步走，那种感觉还在。跑起来，回头，还是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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