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们在那间屋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把能翻的地方都翻了个遍。柜子的每个抽屉都拉开了，有的抽屉里放着发黄的账本，有的放着生锈的剪刀，还有一个抽屉里塞满了干枯的药草，闻起来又苦又涩。我们把翻出来的东西扔了一地，然后心满意足地翻墙回家。
我把牛角哨子洗了又洗，放在嘴边吹了几声。那声音又尖又细，像风穿过窄缝，又像有人在远处喊一个名字。我很喜欢它，每天都要吹上几回，吃饭的时候吹，写作业的时候也吹，我妈骂了我好几回，说我吹得人头皮发麻。
头几天，什么事也没有。
第四天夜里，我正躺在床上迷迷糊糊要睡着，忽然听见前院传来一阵哭喊声。那声音又尖又响，在黑夜里炸开，像一把刀划破了整条胡同的安静。我吓得一激灵，浑身汗毛竖了起来，竖着耳朵听。是前院的刘叔，他一边哭一边喊：“闹鬼了！闹鬼了！我看见她了！她就坐在那儿！穿着红衣裳！”那声音在夜里传得格外远，一声一声的，像撞钟。我听见隔壁屋子我妈也醒了，我爸披了件衣服出去看，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我妈问他怎么了，我爸沉默了半天，只说了一句：“没事，睡觉。”他的声音是哑的。
从那以后，胡同里就没消停过。
邻居们一个接一个地说，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胡同最深处的老宅门口，会坐着一个人。一个女人。她穿着一身红衣裳，是大红色的，像古时候新娘子穿的嫁衣，红得发暗。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门槛上，低着头，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像一尊被遗弃的旧娃娃。有人说她在哭，有人说她在笑，有人说她什么都没做，就那么坐着，坐着。有人说她身上没有影子，月光照过去，门槛上干干净净的。还有人说，她坐着的那个位置，门槛的青石板上留下了一道一道的抓痕，像是用手指甲抠出来的。
刘叔第二天就搬走了，搬得匆忙，连被褥都没拿全。没人送他。
小军那几天脸色一直不好，嘴唇发青，眼窝凹进去，问他什么他都说没事。可我看见他右手的手腕上，多了一圈青紫色的印子，像是被什么东西攥过。
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撕了那些符。我害怕，可我又觉得，也许那个女人跟我没关系，也许她早就存在了，只是现在才被看见。
又过了大约一个月。
那天晚上八九点钟，我写完作业，躺到床上。屋里没开灯，只有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白霜，冷白色的，像水一样淌在水泥地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会儿想起那根麻绳，一会儿想起那个牛角哨子，一会儿又想起邻居们说的那个红衣服女人。世界上真有鬼吗？我撕掉的那些黄纸，到底压着什么？她们说那个女人坐在门槛上，她为什么不进屋？她在等什么？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房顶上忽然“沙”的一声。
不是猫。猫没有那么大动静，猫的爪子落下来是轻的，软的。那声音又沉又闷，像有人从高处跳下来，身体砸在瓦片上。我浑身一僵，屏住呼吸，连气都不敢喘。眼珠子慢慢转向窗户。月光照着窗玻璃，外面黑洞洞的，玻璃上映着我自己模糊的影子，脸白得像纸。
然后，对面的房檐后面，慢慢地、慢慢地，拗上来一个人。
她先从头顶露出来，然后是额头，然后是脸。月光很暗，我看不清她的五官，只看见一张惨白的脸，像是从水里泡了很久捞出来的，没有血色，没有表情。两个眼窝黑洞洞的，像是被人挖空了。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衣裳，不是大红的，是那种被血浸透了又晾干的颜色，深一块浅一块，像是还往下滴。她不是走上来的，是像一团烟一样，从房檐后面一点一点地升上来的，无声无息。瓦片没有响，梁木没有响，什么都没有响。她像是一片纸，被风吹上了屋顶。
她升到屋顶上，停了一下。风吹过来，她的头发飘了一下，可她的身体纹丝不动，像被钉在了那里。然后她慢慢地转过头，朝我这边看了过来。
她的眼窝里不是空的。
有一双眼睛。不是人的眼睛，是两团昏黄的光，像蜡烛的火苗，在眼眶里一跳一跳的。那光落在我的窗户上，落在我的脸上，落在我的被子上。我的被子在那一刻变成了冷白色的，冷得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嗷”地叫了一声，声音自己从嗓子里冲出来，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一把扯起被子蒙住了头，蒙得死死的，连一条缝都不留。浑身在抖，抖得床板都在晃，木架子吱嘎吱嘎地响。牙齿磕得咯咯响，下巴酸了都停不下来。我把被子裹得紧紧的，连脚趾头都不敢露出来，生怕从被子的哪条缝里伸进来一只手。被子里又闷又热，我的汗把背心湿透了，可我不敢松手。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被子外面，就在我头顶上方，隔着一层棉布，正往下看。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十几分钟，也许一个小时，被子外面安安静静的。没有声音，没有风，什么都没有。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砸在耳膜上。我咬着嘴唇，慢慢把被子掀开一条缝，只掀了一点点，刚好够一只眼睛往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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