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户那边，什么都没有了。屋顶上空空荡荡，月光照在瓦片上，白花花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连滚带爬地跳下床，拖鞋都没穿，光着脚跑到爸妈的房间，一头扎进我妈怀里，哇哇大哭起来。我妈被我吓了一跳，抱着我问怎么了，我只是哭，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嘴里含混地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我爸也从床上坐起来了，他看了我一眼，脸色很沉。他没问我怎么了，只是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他的手是凉的。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病了。
不发烧，不咳嗽，就是浑身没力气，每天都像没睡醒一样，眼皮重得抬不起来。我吃不下饭，喝不下水，整个人像被抽空了，连动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我妈端来的粥放在床头，凉了又热，热了又凉，我一口也咽不下去。有时候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能听见我妈在旁边哭，哭声压得很低，像怕什么人听见。能听见我爸在走廊里来回踱步，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嗒，嗒，嗒，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缸满了又倒，倒了又满。可我想喊他们，嘴张不开。我想动，手脚不听使唤。我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压在床上，一动不能动。那东西不是手，不是绳子，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挤过来，把我钉在那里。
我妈请了胡同里的老邻居来看，老邻居摸了摸我的脉，摇了摇头。又去了医院，大夫翻了翻我的眼皮，听了听心跳，说查不出毛病，让回家休息。可休息了七八天，我越来越瘦，颧骨凸出来，眼窝凹进去，手腕细得像竹竿。
后来我爸咬咬牙，花了几百块钱——那会儿几百块钱几乎是家里小半年的积蓄，我妈攒了好几年的私房钱都搭进去了——从河北老家请来了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是坐着长途汽车来的，我爸去车站接的她。她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穿着一件靛蓝色的斜襟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了个小髻，用一根银簪子别着。脸上全是褶子，像老树皮，可眼睛亮得像两盏灯，进了屋先环顾了一圈，目光落在墙角挂着的那个牛角哨子上，停了一下。她把哨子拿起来，放在手心里掂了掂，问我这是哪来的。我不敢说话。她也没追问，把哨子揣进了自己兜里。
她让我爸妈出去，关上门，坐到我床边。她的身上有一股草药味，苦苦的，又带点甜，像熬过的甘草。她的声音很低，像风吹过枯草，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她说的话我大部分都忘了，只记得最后一句：“知错就好。你知错了，人家就走了。”
她的手放在我额头上，凉凉的，像一块冰。那凉意从我的额头渗进去，顺着血管往下淌，淌到脖子，淌到胸口，淌到四肢。我闭上了眼睛。
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有意识的时候，已经是好几天以后。我浑身酸软得像被人拆散了又重新拼起来，可我发现自己的手指能动了，能攥成拳头了，能掀开被子了。我睁开眼睛，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晃得我眼泪直流。我妈坐在床边，瘦了一大圈，眼眶红红的，看见我睁开眼，嘴唇哆嗦了一下，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爸后来再也没提过那件事。他只在我病好了以后，有一天下午，蹲下来，两只手搭在我肩膀上，认认真真地看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句话。他的声音很平，不像在威胁，倒像在求我。
“儿子，爸跟你说个事。看到咱胡同中间那口井盖了吗？从今以后，你要是敢越过那口井盖往胡同深处走，回家我就打断你的腿。”
我使劲点了点头，点得下巴磕到胸口，点得眼泪又掉了下来。
后来我长大了，搬离了那条胡同，那一片老房子也拆了，盖起了新楼。那个牛角哨子被老太太带走了，我再也没见过。我偶尔会想起那间老宅，想起那些黄纸红符，想起那根麻绳和红布条。可我从来没有回去过。每次路过红桥区，我都会绕道走，宁可多走二十分钟，也不从那片地方经过。
我不知道那个红衣服的女人还在不在。我只知道，有些东西，你惹了，就一辈子忘不掉。夜里关了灯，闭上眼睛，有时候还能感觉到一双昏黄的眼睛，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我从来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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