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惠，上海人。二〇〇九年，我在红房子妇产医院生下了女儿。她六斤八两，哭声嘹亮，护士抱过来的时候说“这小姑娘结实”。我给她取名叫乐乐，希望她一辈子快快乐乐。
乐乐出生后的第三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病房里。老公回家取东西，公公婆婆年纪大了没来，隔壁床的产妇下午刚出院，房间就剩我一个。窗外霓虹灯的光透进来，在墙上投下一块一块的红，忽明忽暗，像什么人的眼睛在一眨一眨。我靠在床头削苹果，刀子在手里转着转着，忽然一滑，割破了食指。血珠冒出来，滴在白色的床单上，红得刺眼。可我的注意力不在手上，在我的胸口——心脏忽然跳了起来，不是快，是乱，像有只小手在里面乱抓，一下一下的，抓得我心慌气短，抓得我额头上冒出细密的冷汗。我捂着胸口，喘不上气，这种感觉我太熟悉了，外婆去世那年，我的心脏就是这样跳的。那天晚上，我梦见外婆站在床头，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
我摁了床头的呼叫铃。护士来了，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我要看我女儿，现在就要看。护士说我刚生完，要好好休息，育儿房有专人照看，不会有事的。我不听，挣扎着下了床，手上的血还在流，滴在白色的地砖上，像一朵一朵的小梅花。护士拗不过我，扶着我往育儿房走。
育儿房在走廊尽头，玻璃墙，里面一排排小床，婴儿们裹着白底蓝花的襁褓，有的睡有的哭。值班护士在里头来回走，哄这个拍那个。我趴在玻璃上找乐乐，找了一圈才在最里面那排看见她。她睡着，小拳头攥着，嘴唇一吮一吮的，像是在梦里喝奶。我松了口气，正要转头，余光扫到玻璃墙的另一端——那里站着一个人。
是个老太太。瘦小，一米五出头，穿着一身深色的衣裳，那衣裳的料子古怪，不是棉布也不是绸缎，油亮油亮的，反着光，像是用糖纸叠的，又像是被什么东西浸过，表面有一层看不见的膜。头发花白，盘在脑后，用一根黑色的簪子别着，簪头上似乎雕着什么花纹，可灯光太暗，看不清楚。她站在玻璃墙前面，脸几乎贴着玻璃，鼻尖抵着冰凉的玻璃面，呼出的气在玻璃上凝成一团白雾。她正往里看，眼神是直的，一动不动的，像两颗钉在木头里的钉子。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她看的方向，正对着乐乐的床。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我走过去，站到她旁边，问她：“您找谁？您是哪个床的家属？”她慢慢转过头来看我。那张脸白得发青，不是苍白，是那种从皮肤底下透出来的、像淤青一样的青灰色，像是已经死了很久的人又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撑活了。嘴角往上牵了牵，算是在笑，可那笑容不达眼底，眼珠子浑浊发黄，像两颗煮老了的鸡蛋，瞳孔散着，没有焦点，却明明在看什么。她的嘴唇是紫黑色的，薄薄的，抿着，嘴角的纹路往下垂，像是有人在她脸上画了一个倒挂的括号。
“哦，我看看孩子。”她的声音很轻，很慢，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又像是从地底下翻上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一股凉气，吹在我脸上，像是冬天开冰箱的那一瞬间。“那个小姑娘真好看，眉清目秀的，我喜欢。”她指了指乐乐的方向，手指枯瘦，指甲发黄，甲缝里嵌着黑泥。
我心里“咯噔”一下，脱口而出：“那是我女儿。您是谁？您认识我家里人吗？”老太太又看了我一眼，上下打量了一番，那目光像是在称什么东西，从我的脸看到我的脚，又从我的脚看到我的脸。她看了很久，久到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她没有回答，转过身，朝走廊另一头走了。她走得很快，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脚底下没有声音，深色的衣裳在日光灯下反着光，一飘一飘的，像一面没有挂稳的旗。我站在育儿房门口，看着她消失在走廊尽头，后背一阵一阵地发凉，像是有人拿冰块一节一节地刮我的脊椎骨。
护士问我认识她吗，我说不认识。护士安慰我说大概是别的病人家属走错了楼层。我点点头，可心里知道不是。那老太太看乐乐的眼神不对，不是寻常老人看孩子的慈爱，是那种饿久了的人看见食物的眼神，又像是等了很久的人终于看见了她要等的东西。那眼神里有温度，可那温度是冷的，是烧过之后剩下的灰烬的温度。
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张青灰色的脸。我起来了好几次，偷偷跑到育儿房，隔着玻璃看乐乐。她还在睡，小拳头还是攥着，呼吸均匀。我数着她的呼吸，一下，两下，三下，数到一百下，才敢回去躺下。可一闭眼，那双浑浊发黄的眼睛又出现了。
乐乐一岁半那年，春天，我带她去静安公园晒太阳。她在婴儿车里踢着腿，咿咿呀呀地叫，小手伸出来抓树叶的影子。阳光透过梧桐树的缝隙，在她脸上印出一块一块的光斑。她高兴极了，咯咯地笑，小手拍着车扶手，“嘭嘭嘭”的。我推着她慢慢走，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我眯着眼，心情终于好了些。我以为那老太太的事翻篇了，也许真的是我产后焦虑，也许是哪个病人家属碰巧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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