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陆凝团队尝试开发“情感量化算法”,将主观日志中的情绪词汇、语调强度、叙事结构转化为可比较的“情感健康指数”。
这个尝试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你们想把人类的情感也数据化、标准化?”一个心理学节点在公开信中写道,“爱、痛苦、希望、迷茫……这些是生命最本质的体验,不是用来打分的绩效指标!”
“但如果我们不尝试量化,就永远无法在文明尺度上评估‘幸福’或‘意义’。”算法开发团队反驳,“花园系统显然看重文明的‘情感维度’,我们必须找到评估方法,哪怕不完美。”
争论陷入了僵局。
最终,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情感指数只作为“辅助参考”,且评估权重由随机抽取的跨专业节点小组每月动态调整——试图在客观与主观、量化与质性之间,找到一个脆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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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危险的,是“代价共振效应”。
当多个实验区同时遭遇类似的挫折时,会通过神经织网产生情绪共鸣,放大整体的焦虑和怀疑。
这种情况在分形实验的第三个月末出现了。
连续三周内,七个不同地区的实验报告都提到了“资源短缺导致的进度延误”,五个实验区报告了“内部派系争执升级”,还有三个实验区发生了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反对者认为实验“代价太大,得不偿失”。
这些孤立事件本身并不致命——每个实验区都有应对预案。但当它们同时发生,并通过神经织网的实时传播叠加在一起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悲观情绪浪潮”。
神经织网的整体情绪指数,在一周内从“谨慎乐观”骤降至“普遍焦虑”。
更糟糕的是,情绪浪潮开始影响决策。
一个原本进展顺利的“城市农业实验区”,在读到其他实验区的挫折报告后,突然变得过度谨慎,暂停了关键的扩建计划,理由是“不想重蹈覆辙”。
一个“传统手工业复兴区”的内部反对派,借机煽动:“看看别人都失败了!我们这条路也是死路一条!”
悲观情绪像病毒一样扩散。
陆凝团队不得不启动“情绪稳定协议”,暂时降低挫折类信息的传播权重,同时推送一批成功案例和韧性故事,试图对冲负面影响。
但这引发了新的批评:“你们在操纵信息,制造虚假的乐观!”
“我们只是在防止情绪传染导致的非理性决策。”陆凝公开解释,“但你说得对——隐瞒挫折同样危险。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负面信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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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全球实验数据库被数据洪流淹没、神经织网在多重矛盾中挣扎时,花园系统送来了第三份评估报告。
这次不是简单的评分,而是一份详细的“文明进化轨迹分析”。
报告通过苏晚晴的使者连接送达,内容专业到让慕容渊团队花了三天才完全解码。
核心结论令人震撼:
【基于过去90地球日的实验数据,人类文明进化轨迹呈现出‘高探索性、低整合性’特征。】
【具体表现:多样性实验活跃度(A+),跨实验学习效率(C-),代价承受能力(B),整体韧性指数(C+)。】
【风险评估:当前的分形探索模式,存在‘成功碎片化’风险——即多个局部实验成功,但无法整合为全局进步。】
【建议:在保持探索多样性的同时,强化跨实验的知识转化与社会学习机制。否则,三百年的进化窗口期可能因效率不足而浪费。】
报告还附带了模拟预测:如果维持当前模式,人类文明有67%的概率在五十年内达到“技术临界点”,但因社会分裂和知识壁垒,只有23%的概率能将这些技术转化为全局性的生存优势。
“它在说我们正在‘各自为战’。”李瑾在高层会议上总结,“每个实验区都在自己的小路上狂奔,但彼此之间的经验教训没有充分共享。最终可能每个实验区都发明了自己的轮子,但没人造出一辆能载着整个文明前进的车。”
“那怎么办?”雷毅问,“强制统一?那不就回到老路上了?”
“不一定是强制统一。”苏晚晴说,“也许是……建立更好的‘翻译机制’。让生态学家能理解社会学家的担忧,让工程师能听懂艺术家的隐喻,让每个实验区的智慧,能真正流动起来。”
这个想法催生了“跨实验智慧交换计划”。
计划的核心,是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沉浸式交换项目”:
——生态修复区的工程师,会被邀请到慢科技区生活一个月,体验“低技术高幸福感”的生活方式。
——飞地的科学家,需要定期访问传统社区,参与他们的手工劳作和集体仪式,理解“效率”之外的另一种价值。
——所有实验区的决策者,都必须轮流担任“全球观察员”,花时间研读其他实验区的完整报告,并撰写跨领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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