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楚阳定下缅北发展战略那日起，移民便成了他手中最坚实的“奠基之石”——不是急功近利的突击，而是细水长流的深耕。每至秋冬时节，滇北通往缅北的山道上，总能看见绵延数里的迁徙队伍：云南农民背着装满种子的布囊，四川工匠肩头扛着祖传的工具，教师攥着泛黄的课本，医生提着简陋的药箱，每个人的脸上都刻着战乱的疲惫，却又透着对安稳生活的灼灼渴望。这不是普通的流民迁徙，而是楚阳为缅北铺就的“人口强基”之路——从最初的云南一隅，逐步扩至四川、贵州全域，以年均30万的规模，让这片土地从“地域自治”向着“实力共同体”稳步迈进。
古老的中华大地，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便深陷动荡泥潭；民国建立后，军阀混战更是愈演愈烈，将百姓推向流离失所的边缘。四川境内，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大小十余股军阀割据一方，今日争城、明日夺地，炮火连天中，良田变焦土，工匠失生计；贵州则深陷旱灾与土司冲突的双重困境，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灾民只能以树皮草根果腹；即便是相对稳定的云南，也逃不过土地兼并的魔咒——70%的耕地被土司与地主掌控，无数农民沦为佃农，一年劳作到头，连温饱都难以维系。
楚阳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历史机遇，如同握住了打开缅北未来的钥匙。他以楚氏货栈为明线、统调局华国区分站为暗线，在西南各省的乡镇市集设立“移民招募点”，用“分地、就业、安居”三个最实在的承诺，撕开了流民心中的希望缺口。从1917年首波移民启程，到1929年的十二年间，累计500万西南百姓涌入缅北，让这片土地的总人口突破700万——曾经稀疏的村寨连成了成片的移民新村，荒凉的山地变成了丰产的稻田，人口结构的彻底重塑，也让缅北的经济潜力如火山般迸发。
四川军阀混战最烈的1924年，楚阳在重庆、成都两地设下10个招募点，红底黑字的标语在战火中格外醒目：“缅北无战火，每户分5亩地”。为了打消百姓的疑虑，统调局特工伪装成逃难的工匠与农民，深入乡镇茶馆、市集，用亲身经历讲述缅北的安稳：“楚氏的工厂里，每天干8小时活，管三餐饭，月底还能拿6块银元；田里种的稻子，一年两熟，不用怕军阀抢粮。” 这样的“口碑传播”远比生硬的招募更有效——尤其对铁匠、木匠等有手艺的人，楚阳还额外承诺“优先进入楚氏机械厂、纺织厂”，光是1924年，四川便有18万移民迁往缅北，其中3万工匠直接撑起了楚氏工业的“技术骨架”，让机械厂的步枪产量翻了一番，纺织厂的棉布从此不再依赖进口。
1925年的贵州大旱，成了楚阳移民计划的又一契机。他没有直接招募，而是让“楚氏慈善堂”——这个统调局华国区分站的掩护机构，带着30万斤粮食直奔灾区。救济粮分发时，只附加一个温和的条件：“接受粮食的灾民，可随楚氏迁往缅北，免路费、包食宿。” 对饥肠辘辘的灾民而言，这不是条件，而是救命的绳索。那些曾在旱灾中挣扎的农民，抵达缅北后被安置在克钦邦、掸邦的新垦区，他们带着贵州人吃苦耐劳的韧劲，仅1925年就开垦荒地50万亩；楚氏农业厅派来的技术员手把手教他们种“改良稻种”，当年水稻产量便提升30%，让缅北彻底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困境，实现了粮食自给。
对待云南移民，楚阳则巧妙地借用了“亲缘纽带”。他鼓励“举家迁移、同乡互助”，在缅北设立“云南同乡会”，由镇南老兵担任会长——这些老兵熟悉两地风土，既能帮新移民解决住房、就业的难题，又能充当“文化桥梁”。1926年，云南玉溪一个与果敢楚氏有远亲关系的村落，全村300余人集体迁往缅北，被安置在曼德勒北部的移民新村。次年春天，他们种下楚氏推广的改良稻种，秋收时亩产竟突破400斤，比在云南老家高出近一半。这个“玉溪示范村”的故事，像一粒种子落在云南大地，此后两年，仅玉溪一地便有10万农民追随而来。
为了让移民真正“扎下根”，楚阳构建了一套细致入微的安置体系：移民刚到缅北，先在“移民接待站”做健康检查，学几句基础的缅北方言与安全常识；随后由内务部分配住房——统一建造的土坯房虽不奢华，却配齐了木床、桌椅等基本家具；每户还能领到5亩耕地，免三年农业税，外加3个月的口粮，足够撑到第一次秋收。有技能的移民最是抢手：工匠直接对接楚氏工厂，教师被请进新建的学校，医生则成了惠民诊所的骨干；即便没有技能的农民，也能在农业技术员的指导下种地，或是去矿山、茶园务工，月薪绝不低于6块银元，足够养活一家人。
为了化解“地域隔阂”，移民新村还办起了夜校——晚上煤油灯一亮，村民们坐在教室里，学算术、认汉字，也听老兵讲缅北抗英的故事；逢年过节，“同乡联谊”“民族联欢”活动更是少不了：四川移民的春节灯会、贵州移民的端午龙舟、云南移民的火把节，都会邀请佤族、掸族、克钦族的邻居一起参与。1927年，四川移民王福就是在火把节上认识了佤族姑娘阿依，两人相知相恋，结为夫妻。楚氏货栈的《华联报》报道了他们的故事，标题是“川佤联姻，共筑家园”，这份温暖的共鸣，让更多移民找到了“缅北人”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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