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愈发复杂：国党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黄埔军校的号角声唤醒了无数青年；红党尚在萌芽，却已在西南多地燃起农民运动的星火。作为重生者，楚阳清楚未来数十年的历史走向——缅北的安全，从来都与中国国内局势紧密相连。他没有选择“站队”，而是定下“暗助红党、有限合作国党”的策略，既避免卷入内战，又为缅北的未来储备潜在的政治盟友。
对红党的帮助，楚阳始终保持“隐蔽、务实”的原则，从不触碰“武器援助”这一敏感线，以免引英国与国党的警惕。红党在四川开展农民运动时，楚氏货栈以“销售农具”为名，悄悄送去1万把钢制镰刀、5万斤化肥，又通过“楚氏慈善堂”捐出2万件棉布，解决农民的穿衣难题；当红党遭遇军阀围剿，统调局的特工便会借着滇缅公路的商队，将受伤的同志转移到缅北的楚氏医院，由德国医生与中医共同治疗，痊愈后再秘密送回国内。统调局华国区分站还会将收集到的“军阀动向”“国党军队部署”等情报，通过秘密渠道传给红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楚阳提前将“国党清剿计划”告知红党，让红党组织得以提前转移，减少了惨重损失。每年，上海的“华记商行”——这个统调局的掩护机构，还会以“贸易利润分红”的名义，向红党输送20万银元，资金来自北美能源开发公司的原油收益，账目上全是“合法商业收入”的痕迹，从未暴露缅北的身影。但楚阳也划下了明确的底线：不允许红党在缅北开展活动，不接受红党成员在缅北发展组织——缅北是“避难所”，绝不能变成国内政治斗争的战场。
与国党的合作，楚阳则牢牢守住“不损害缅北自治”的框架。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他通过广州的“楚氏代表处”——对外称“南洋华侨商会”，与军校建立联系，重点关注那些“作战勇敢、有抗日意识”的学员。对演习中表现突出的学员，他会匿名提供“南洋华侨奖学金”；对日后抗日战场上冲锋在前的杜聿明、王耀武、张灵甫等的抗日名将，也通过“楚记商行”悄悄提供支持。1926年，黄埔三期学员赵南航在北伐战争中负伤，楚氏代表处悄悄将他接到上海的楚氏医院治疗，痊愈后又送了200块银元作“回乡路费”。后来赵南航成为抗日名将，始终记得“缅北华侨”的这份雪中送炭。
1927年后，国党取得北伐成功，楚阳派楚礼与国党在云南的代表谈判，达成了一份“有限合作协议”：国党允许楚氏货栈在西南各省自由贸易，不干涉缅北的移民招募；楚氏则承诺，未来若有战争，可通过滇缅公路为中国军队输送民生物资。但当国党提出“在缅北设立机构、派驻军队”时，楚阳却寸步不让，坚决守住了缅北自治的底线。1928年，国党军工部门找上门，希望楚阳派技术员指导南京兵工厂改良步枪生产线，楚阳顺势提出条件：以“技术咨询费”的名义，向缅北出口100台机床。这笔“互利交易”，既帮国党解决了技术难题，也让楚氏机械厂的扩建有了关键设备。
十多年间，楚阳用移民筑牢了缅北的“人口根基”，用政治智慧为缅北撑起了“安全屏障”。当1929年的第一缕阳光照在果敢的移民新村时，稻田里的秧苗青翠欲滴，工厂的机器轰鸣作响，学校的读书声朗朗回荡——这片曾经荒蛮的土地，早已在移民的脚步与汗水里，变成了700万人的“安稳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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