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名青年没伤一人，带着钱消失在夜色里。第二天清晨，加尔各答的报纸头条全是“汇丰银行遭袭”的新闻，英国殖民当局震怒，立即调动军警在全城搜捕，却连一点线索都没找到——卡尔早就让拉吉他们把钱分给了贫民窟的居民，武器则藏进了寺庙的地窖，参与行动的人也分散到了周边村庄。
这场行动像一颗炸弹，在印度炸开了锅。原本沉默的民众开始私下议论：“有人敢抢英国人的银行了！”“我们也能反抗！”英国议会甚至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印度殖民统治的安全性”，殖民当局不得不从缅甸调派1个营的兵力回印度镇压，打乱了他们原本的兵力部署。
与此同时，德里的特工楚明杰也在悄然行动。德里作为印度的政治中心，英国殖民当局的管控更严，但也隐藏着更深的矛盾——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不同种姓之间的隔阂，这些都成了楚明杰可以利用的“武器”。
楚明杰的伪装身份是“印度教祭司”，他穿着橘红色的僧袍，戴着象征神圣的 Tilak 红点，每天在德里老城区的印度教寺庙里打坐、宣讲。他不讲激进的反殖民言论，而是从宗教文化入手：“我们的祖先曾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伟大的王朝，现在，外来者却要改变我们的信仰，抢走我们的寺庙土地——这是对神灵的亵渎。”他还会拿出一些“证据”——比如英国殖民当局为了修建铁路，拆毁印度教寺庙的照片，让信徒们看着照片，眼中燃起愤怒的火焰。
在伊斯兰教聚居区，楚明杰则换了一套说辞。他伪装成“伊斯兰教商人”，在清真寺附近的茶馆里和穆斯林聊天：“英国人总是偏袒印度教徒，你们的清真寺被拆，英国人不管；你们的商人被欺负，英国人也不管——他们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
1930年3月20日，德里的一场“水源争夺”事件，成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村民，因为争夺一口水井发生冲突，英国殖民军警赶来后，不问缘由就殴打穆斯林村民，还抓走了5个伊斯兰教长老。
楚明杰抓住这个机会，一边在印度教寺庙里说：“英国人帮我们教训了‘挑衅者’，但他们早晚也会抢走我们的水井！”一边在穆斯林聚居区喊：“英国人偏袒印度教徒，我们要反抗！”
当天下午，上千名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民众，自发聚集在德里的街头，从最初的抗议变成了暴动——他们烧毁了英军的巡逻车，砸毁了英国领事馆的窗户，甚至冲进了殖民当局的税务办公室，撕毁了税收账本。虽然最终暴动被英军镇压，但反殖民的种子已经深深埋进了德里民众的心里。
楚明杰在给统调局的报告里写道：“印度人不是没有反抗的勇气，只是缺少一个理由。我们不需要统一的组织，不需要明确的纲领，只要让他们觉得‘反抗是可能的’，让殖民当局陷入混乱，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就在楚山、卡尔等人在印缅腹地搅动风云时，缅北边境的密林中，另一群统调局特工正像猎豹一样潜伏着——他们是楚阳布下的“眼睛”，24小时监控英军的一举一动，同时也是隐藏的“雷霆”，随时准备给英军致命一击。
曼德勒北部的丛林里，特工楚峰带着3名队员，已经在这里潜伏了一个月。他们的伪装身份是“伐木工人”，每天穿着沾满木屑的工装，拿着斧头在丛林里“伐木”，实则手里的“斧头”是特制的——斧柄里藏着微型望远镜，斧刃上的刻度是用来测量距离的。
楚过峰曾是缅北自卫军苍狼师的侦察连长，最擅长“隐蔽侦察”。他带着队员们在英军军营附近的大树上，搭建了3个“树屋观察点”，每个树屋都用树枝和树叶伪装，从地面上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每天轮流值守，用望远镜记录英军的兵力调动：“8月20日，英军第12师1个连的士兵乘卡车离开军营，方向不明；8月25日，10辆装甲车驶入军营，车上有‘印度驻军’的标识；9月1日，英军的飞机在军营上空盘旋了3圈，像是在勘察地形。”
为了更精准地掌握英军的动向，楚过峰他们还在英军必经之路的泥土里，埋下了“微型压力传感器”——这是统调局电讯科的最新发明，用铜片和弹簧制成，只要有装甲车、坦克经过，传感器就会通过地下电线，将信号传递到3公里外的秘密电台。楚峰他们则在电台旁的帐篷里，通过信号的强弱，判断英军的行进方向和速度。
1930年11月5日清晨，传感器突然发出急促的信号。楚过峰盯着电台上跳动的指示灯，立即判断：“是重型装甲车，至少5辆，正往掸邦方向移动。”他不敢耽误，立即用加密电报机，将消息传给在掸邦的楚山：“英军装甲部队来袭，路线：曼德勒-掸邦南部山道，预计3天后抵达。”
楚山收到消息后，立即带着“孔雀队”的队员，在山道上布设陷阱——他们挖了1米深的坑，里面插上削尖的竹刺，坑口用树枝和树叶掩盖；还在山道两侧的树上绑上自制的炸药包，引线拉到草丛里。3天后，当英军的装甲部队驶入山道时，楚山一声令下，队员们拉响炸药包，同时往坑里扔石头，2辆装甲车掉进陷阱，履带被竹刺扎破，剩下的3辆装甲车不敢再前进，只能原路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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