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的果敢，暑气尚未消退，楚氏庄园地下密室的石壁却透着沁骨的凉意。这间由楚阳亲自设计的密室，四壁嵌入了隔音铅板，唯一的通风口藏在书架最顶层的《孙子兵法》背后，连煤油灯都裹着磨砂灯罩，避免光线外泄。此刻，统调局行动处负责人楚伟正躬着身，将三份边角烫金、盖着“铁血密令”朱红印章的文件，轻轻放在楚阳面前的紫檀木桌上。文件纸张是从德国进口的防渗水纸，墨迹用特制的朱砂墨书写，即便遇水也不会晕染——这是统调局最高级别的保密文件规格。
“12名‘影子骨干’已在镇南训练营集结完毕。”楚伟的声音压得极低，几乎贴着桌面，“都是服役五年以上的退役老兵，其中8人有缅甸、印度潜伏经历，缅语、掸语、印地语能做到母语级交流，3人曾在德国接受情报训练，剩下1人是彝族，精通山地追踪与密码传递。每个人都通过了内务调查处的三重忠诚度测试，包括‘假情报泄露’‘模拟被俘’考核，全部满分。”
楚阳指尖轻轻拂过文件上“目标区域：印缅”的字样，指甲修剪得干净利落，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他抬眼时，眼底的冷冽像极了镇南冬日的寒江：“给他们配备最好的装备——德国造无声手枪、微型加密电报机、可溶解的氰化物胶囊，每人携带2万银元的专项经费，不够随时从南洋分号秘密调拨。记住，三个月内，我要看到缅甸的殖民统治出现裂缝，印度的反英情绪烧起来。最重要的一条，”他顿了顿，指尖重重敲在“隐蔽”二字上，“全程用‘本地身份’行动，绝不留下任何与缅北、与楚氏相关的痕迹，哪怕是一张纸片、一个脚印。”
楚伟点头应下，从怀中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牛皮手册，翻开泛黄的纸页：“每个人的伪装身份都已备好——潜入缅甸的4人，身份是‘云南破产商贩’，带着楚记货栈的棉布样品和伪造的贸易账本；去印度的5人，是‘孟加拉逃难劳工’，证件由统调局欧洲区分站从英国殖民当局档案库复刻；留守监控的3人，伪装成‘缅北马帮伙计’，负责边境情报中转。所有身份信息都经过‘三重验证’，连早年的纳税记录、家族关系都做了完整的伪造链条。”
当天深夜，月黑风高，12名特工分三路出发。前往缅甸的特工楚山，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短褂，肩上搭着装满棉布样品的褡裢，混在前往掸邦的马帮队伍里，腰间的无声手枪被油纸裹了三层，藏在褡裢最底层；偷渡印度的卡尔，脸上抹了层灰，穿着打补丁的粗布劳工服，挤在开往加尔各答的货轮底舱，怀里的加密电报机伪装成了修理工具；留守监控的楚峰，则牵着两匹驮着“茶叶”的骡马，慢悠悠走向曼德勒北部的边境关卡——骡马背上的茶叶箱里，藏着微型望远镜和监测设备。三支队伍如同三滴墨，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夜色，一场搅动印缅的隐秘行动，就此拉开序幕。
缅甸中部的掸邦丛林，雨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茂密的柚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泥泞的山道上，特工楚山正用掸语与一群背着猎枪的掸族青年交谈，他的掸语带着地道的掸邦南部口音，连尾音的转调都模仿得丝毫不差——这是他1924年在掸邦潜伏时，跟着当地土司的管家学了整整一年的成果。
楚山的伪装身份是“云南来的茶商”，因生意破产，转而“同情反殖民事业”。他身上的蓝布褂子沾了泥点，褡裢里的棉布样品有些受潮，看起来狼狈又真实。此刻，他正对着掸族首领昂拉叹气：“英国人不仅抢我们的生意，还逼我们交重税，我在云南的铺子就是被他们逼垮的。听说昂拉首领是个讲义气的人，特意来投奔，想为反殖民出点力。”
昂拉约莫四十岁，脸上刻着几道深浅不一的伤疤，那是三年前反抗英军征税时留下的。他的弟弟在那场冲突中被英军打死，妻子被英军士兵侮辱后跳了河，此刻听到“反殖民”三个字，握着猎枪的手不自觉地收紧，指节泛白。“你能给我们什么？”昂拉的声音沙哑，带着警惕。
楚山没有绕弯子，从褡裢底层摸出一个油布包，层层打开，露出5000块银元——银元用楚氏造币厂的专用油纸包裹，上面印着极小的“楚记”暗纹，只有统调局内部人才认得。他又从另一个包裹里拿出10支毛瑟98k步枪，枪身擦得锃亮，枪口用红布裹着：“这些是第一批物资，只要你能召集50个敢跟英国人拼命的可靠兄弟，下个月我再带10支步枪、2万发子弹来。如果行动顺利，迫击炮、机枪都能弄到。”
昂拉的眼睛红了。他盯着银元与步枪，沉默了半晌，突然一拳砸在身边的树干上：“三天后，你来这里，我给你凑齐50个人。”
三天后的清晨，50名掸族青年聚集在丛林的空地上。他们中有失去亲人的农民，有被英军抢走土地的土司子弟，还有从英军逃出来的印度籍士兵。每个人都背着简陋的武器——有的是猎枪，有的是砍刀，还有的拿着削尖的木棍。楚山给这支队伍取了个名字叫“孔雀队”——孔雀是掸族的图腾，既能赢得当地人的认同，又不会暴露真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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