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春的巴黎，雨丝如织，裹挟着料峭寒意，将拉丁区的石板路冲刷得泛着冷光。上午十点整，军调局特工陈默撑着一把边缘磨损的黑色雨伞，踩着积水走进“左岸咖啡馆”。他的驼色大衣衣领高高立起，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锐利如鹰的眼睛，左手拎着的棕色公文包看似普通，拉链夹层里却藏着两把微型手枪与一本加密电报本——包内那沓用报纸包裹的50万法郎，是楚阳总统亲自批准的“特殊采购款”，而他此行的目标，是一份楚阳断言“能撑起兴南医疗脊梁”的秘密专利。
此时的兴南，刚结束接管，街头巷尾还残留着战乱的痕迹，医疗卫生体系更是沦为一片废墟。殖民时期，戴英殖民者仅在仰光、曼德勒等核心城市设立过两所医院，且只服务于殖民者与本地权贵，偏远地区的民众生病只能靠草药硬扛，疟疾、霍乱等传染病每年夺走数万人的生命，虽然手握磺胺但也没有在兴南国全面铺开。1931年1月的内阁紧急会议上，楚阳看着卫生部提交的死亡数据报告，手指重重敲击桌面，声音里满是痛惜：“治国先治民，治民先治命。我们不仅要让民众有饭吃、有地种，更要让他们有药治、能活命——这是兴南的立国之本。”
会议结束当晚，楚阳在家，将一份他总结的情报拿给自己的妻子杨金秀：1928年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却因提纯技术瓶颈未能量产，英国政府对这项技术持“观望态度”，进过几年的蹉跎弗莱明本人正通过学生寻找海外合作伙伴。“这是天赐的机会。”楚阳的目光坚定，“杨金秀，我给你一个秘密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青霉素的专利和技术拿到手，哪怕不能公开，也要秘密搞到手。”
杨金秀从全局筛选执行人员，陈默的名字很快出现在名单顶端。32岁的陈默，精通法语、英语，曾以“华侨商人”的身份在法国潜伏五年，不仅熟悉巴黎的人脉网络，更在巴黎大学留学期间接触过微生物学基础——最重要的是，他曾在一次情报任务中，成功将加密文件藏在日常物品中运回兴南，心理素质与应变能力堪称顶尖。
1931年2月，陈默接到杨金秀转达的楚阳密令：“以‘新加坡医药公司’的名义接触弗莱明的代理人，目标是青霉素的专利使用权、完整实验室数据和菌种培养方法。记住总统的交代：身份不能暴露，技术不能遗漏，行动不能失手，绝不能让英国和法国察觉到兴南的真实意图。”
接头地点选在“左岸咖啡馆”，这里地处拉丁区，留学生与商人往来密集，不易引人怀疑。陈默提前半小时抵达，选了个靠窗的位置，既能观察窗外动静，又能通过玻璃反光留意身后。他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公文包的拉链，包里的50万法郎支票被折成小块，紧贴着手枪——若谈判失败或身份暴露，他必须第一时间销毁加密电报本，哪怕付出生命代价。
上午十点半，一个穿着灰色西装、戴着圆框眼镜的英国人推门而入，正是弗莱明的学生兼代理人威尔逊。“张先生（陈默的化名），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威尔逊坐下后，直接从公文包掏出一叠文件，纸张边缘还带着实验室的消毒水味道，“专利复印件、培养数据、授权书，只要钱到位，这些就归你。”
陈默没有急着接文件，而是按照出发前兴南国立医学院教授的指导，逐一核对核心信息：菌种最佳培养温度、发酵液配比、初步提纯步骤——这些数据是楚阳特意叮嘱“必须确认无误”的关键。确认文件完整后，他才从公文包拿出支票，推到威尔逊面前，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要求：“50万法郎，一分不少。但我有个条件：授权书上的受让方只能是‘新加坡医药公司’，。
威尔逊盯着支票看了几秒，最终点头：“放心，我只关心佣金。弗莱明先生也说，与其让技术躺在实验室里，不如让它救更多人。”
谈判结束后，陈默没有丝毫停留，当天就带着文件登上前往新加坡的邮轮。为了遵守楚阳“技术不能遗漏”的密令，他将核心数据抄在薄纸上，藏进雨伞伞柄的中空夹层——这是他当年留学时发现的“秘密通道”；专利复印件则伪装成普通商业合同，夹在《巴黎商人名录》中。在新加坡中转时，他按约定将文件交给兴南秘密联络站，联络站随即用楚阳亲自设定的加密频率，将核心数据先发回仰光，原件则由三名特工护送，沿滇缅公路秘密运回。
1931年夏，陈默带着完整文件回到仰光。杨金秀在军调局密室接见他，接过文件时：“主任一直在等消息，你完成了他交代的秘密任务，他让我代替他嘉奖。
拿到青霉素技术资料的当天，楚阳立刻下达第二道秘密指令：成立“兴南抗生素研发小组”，由专人负责，不计成本推进研发。他特意强调：“技术拿到手只是第一步，把药做出来、做能用的药，才是对民众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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