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山大师沉默了。他知道，政府的态度坚决，而且考证报告证据确凿，他无法反驳。最终，他点了点头：“只要不违背教义，我们配合改革。”
清查工作随即在全国展开。执法人员联合秃子教协会的工作人员，对每一座寺庙进行细致的清查。在仰城的庙宇，他们收缴了教主法座上的三座纯金雕像，合计2.3吨；在南部的庙宇，从庙宇梁柱的鎏金层中提炼出黄金49吨；在西部的庙宇，查获秃子私藏的金器金饰27.8吨，以及被挪用的黄金善款折合黄金28吨。
此次改革，共收缴黄金97.1吨，全部移交中央银行。央行的黄金储备突破1216.1吨，彻底摆脱了“无钱发币”的困境。而秃子教也在改革后回归清净，信徒们看到寺庙不再奢华，反而更加信任——他们觉得，这样的寺庙，才真正符合“普渡众生”的教义。
李老三的妻子是秃子教的信徒，她对李老三说：“现在寺庙里没有了金雕像，反而更清净了。楚主任说得对，黄金要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地方。”
1930年12月，兴南国中央银行的造币厂内，机器轰鸣。第一批“兴南银大洋”正在进行压制，银白色的金属坯饼经过机器的冲压，变成了一枚枚崭新的银大洋——正面刻着“兴南国”国号与展翅的雄鹰国徽，背面刻着“壹元”字样及稻穗图案，边缘有均匀的齿纹。
“每枚重26.8克，含纯银90%、铜10%，误差不超过0.05克。”造币厂厂长拿着一枚银大洋，对周明远汇报，“我们还在银料中加入了微量‘兴南蓝’金属，肉眼看不见，但用检测仪器一照就能识别，防止伪造。”
周明远接过银大洋，掂了掂，又用手指弹了弹，银大洋发出清脆的响声。“好！就按这个标准生产。记住，每发行100万枚银大洋，必须对应13.8吨黄金储备，绝不能超发。”
这是楚阳定下的“银主纸辅”策略的第一步——先发行银大洋，用金属货币的稳定性赢得民众信任。毕竟，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对“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属货币更有信心，而纸币在他们眼中，“就是一张纸，不靠谱”。
1931年1月1日，兴南银大洋正式在全国流通。在仰城的中央大市场，阿坤的摊位前挂起了新的木牌：“米：每斤0.06兴南银大洋”。李老三拿着刚兑换的银大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上面的纹路，然后递给阿坤：“买十斤米。”
阿坤接过银大洋，用牙齿咬了咬，又弹了弹，笑着说：“是真的！这钱好用，以后再也不用看外国货币的脸色了。”
银大洋的流通异常顺利。政府在全国设立了兑换点，老百姓可以用旧币兑换银大洋，而且前6个月兑换还能获得1%的补贴。至1933年中，累计发行银大洋13.2亿枚，覆盖了全国的城镇与乡村，基本实现了“小额交易用银洋”的目标。
随着银大洋的流通稳定，发行纸币的时机成熟了。1933年3月，央行推出了纸币兴南元，分为1元、5元、10元、50元四种面额。纸币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防伪技术：票面印有央行行长周明远的签名和黄金储备编号，嵌入了红蓝纤维丝，背面印有“凭票即兑黄金”的说明。而且，1元纸币的尺寸和颜色与银大洋保持一致，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
“这纸币能兑黄金？”在兑换点，李老三拿着一张1元纸币，疑惑地问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笑着解释：“大爷，您看背面的说明，凭这张纸币，随时能到央行指定网点兑换0.888克黄金。咱们的纸币，背后是黄金撑着的，放心用！”
李老三将信将疑地接过纸币，小心地放进怀里。回家的路上，他看到有人用纸币买东西，商家欣然接受，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纸币的发行量严格控制在黄金储备对应价值的180%以内。1935年的纸币发行量为33.2亿兴南元，与银大洋共同构成了“主辅结合”的货币体系。而此时，旧币回收计划也在稳步推进，至1935年末，旧币回收率达98.7%，兴南元成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
在中央大市场，阿坤的摊位前再也没有了复杂的价目表，木牌上只写着“米：每斤0.08兴南元”。李老三拿着兴南元买米，再也不用担心中午和下午的价格不一样，他笑着对阿坤说：“还是咱们自己的钱好，踏实！”
1932年夏，仰城市警察局接到报案，有人在黑市上贩卖假的兴南银大洋。反假币特种大队队长赵刚立刻带队展开调查。经过三天的蹲守，警方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抓获了一个假币团伙，查获假银大洋2000余枚，以及一套简陋的造币设备。
“这些假币做得还挺像，就是分量轻了点，边齿也不均匀。”赵刚拿着一枚假银大洋，对队员说，“按《反假币法》，制造假币100兴南元以上就是死刑，这个团伙的主犯，够判十次死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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