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山大师沉默了。他知道,政府的态度坚决,而且考证报告证据确凿,他无法反驳。最终,他点了点头:“只要不违背教义,我们配合改革。”
清查工作随即在全国展开。执法人员联合秃子教协会的工作人员,对每一座寺庙进行细致的清查。在仰城的庙宇,他们收缴了教主法座上的三座纯金雕像,合计2.3吨;在南部的庙宇,从庙宇梁柱的鎏金层中提炼出黄金49吨;在西部的庙宇,查获秃子私藏的金器金饰27.8吨,以及被挪用的黄金善款折合黄金28吨。
此次改革,共收缴黄金97.1吨,全部移交中央银行。央行的黄金储备突破1216.1吨,彻底摆脱了“无钱发币”的困境。而秃子教也在改革后回归清净,信徒们看到寺庙不再奢华,反而更加信任——他们觉得,这样的寺庙,才真正符合“普渡众生”的教义。
李老三的妻子是秃子教的信徒,她对李老三说:“现在寺庙里没有了金雕像,反而更清净了。楚主任说得对,黄金要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地方。”
1930年12月,兴南国中央银行的造币厂内,机器轰鸣。第一批“兴南银大洋”正在进行压制,银白色的金属坯饼经过机器的冲压,变成了一枚枚崭新的银大洋——正面刻着“兴南国”国号与展翅的雄鹰国徽,背面刻着“壹元”字样及稻穗图案,边缘有均匀的齿纹。
“每枚重26.8克,含纯银90%、铜10%,误差不超过0.05克。”造币厂厂长拿着一枚银大洋,对周明远汇报,“我们还在银料中加入了微量‘兴南蓝’金属,肉眼看不见,但用检测仪器一照就能识别,防止伪造。”
周明远接过银大洋,掂了掂,又用手指弹了弹,银大洋发出清脆的响声。“好!就按这个标准生产。记住,每发行100万枚银大洋,必须对应13.8吨黄金储备,绝不能超发。”
这是楚阳定下的“银主纸辅”策略的第一步——先发行银大洋,用金属货币的稳定性赢得民众信任。毕竟,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对“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属货币更有信心,而纸币在他们眼中,“就是一张纸,不靠谱”。
1931年1月1日,兴南银大洋正式在全国流通。在仰城的中央大市场,阿坤的摊位前挂起了新的木牌:“米:每斤0.06兴南银大洋”。李老三拿着刚兑换的银大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上面的纹路,然后递给阿坤:“买十斤米。”
阿坤接过银大洋,用牙齿咬了咬,又弹了弹,笑着说:“是真的!这钱好用,以后再也不用看外国货币的脸色了。”
银大洋的流通异常顺利。政府在全国设立了兑换点,老百姓可以用旧币兑换银大洋,而且前6个月兑换还能获得1%的补贴。至1933年中,累计发行银大洋13.2亿枚,覆盖了全国的城镇与乡村,基本实现了“小额交易用银洋”的目标。
随着银大洋的流通稳定,发行纸币的时机成熟了。1933年3月,央行推出了纸币兴南元,分为1元、5元、10元、50元四种面额。纸币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防伪技术:票面印有央行行长周明远的签名和黄金储备编号,嵌入了红蓝纤维丝,背面印有“凭票即兑黄金”的说明。而且,1元纸币的尺寸和颜色与银大洋保持一致,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
“这纸币能兑黄金?”在兑换点,李老三拿着一张1元纸币,疑惑地问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笑着解释:“大爷,您看背面的说明,凭这张纸币,随时能到央行指定网点兑换0.888克黄金。咱们的纸币,背后是黄金撑着的,放心用!”
李老三将信将疑地接过纸币,小心地放进怀里。回家的路上,他看到有人用纸币买东西,商家欣然接受,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纸币的发行量严格控制在黄金储备对应价值的180%以内。1935年的纸币发行量为33.2亿兴南元,与银大洋共同构成了“主辅结合”的货币体系。而此时,旧币回收计划也在稳步推进,至1935年末,旧币回收率达98.7%,兴南元成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
在中央大市场,阿坤的摊位前再也没有了复杂的价目表,木牌上只写着“米:每斤0.08兴南元”。李老三拿着兴南元买米,再也不用担心中午和下午的价格不一样,他笑着对阿坤说:“还是咱们自己的钱好,踏实!”
1932年夏,仰城市警察局接到报案,有人在黑市上贩卖假的兴南银大洋。反假币特种大队队长赵刚立刻带队展开调查。经过三天的蹲守,警方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抓获了一个假币团伙,查获假银大洋2000余枚,以及一套简陋的造币设备。
“这些假币做得还挺像,就是分量轻了点,边齿也不均匀。”赵刚拿着一枚假银大洋,对队员说,“按《反假币法》,制造假币100兴南元以上就是死刑,这个团伙的主犯,够判十次死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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