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的仰光，殖民政府大楼已更名为“兴南政务中枢”，三楼会议室的长桌上摊满了泛黄的文件——英国殖民时期的《缅甸税收条例》、美国《1926年税收法》、日本《昭和税法》、法国《殖民地税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财政部税目草案》，还有德国经济专家整理的《欧洲各国税率对比表》。楚阳坐在主位，左手边是财政部长杨正财、税务总局筹备组组长陈明（留美经济学博士），右手边是三位特邀专家：曾任职英国财政部的华人税政专家周怀安、日本东京商科大学归国教授林文彦、法国巴黎大学税法学者苏曼卿。
“税收是国家的‘血液’，但这血液不能抽得太猛，也不能漏得太多。”楚阳手指叩击桌面，目光扫过众人，“我们要学美国的‘公平累进’，防日本的‘苛捐重赋’，避英国殖民税的‘掠夺性’，再掺法国的‘间接税调节’，最后揉成适合兴南的方子。”
会议第一天，楚阳让专家团逐一拆解各国税政核心，他则拿着钢笔在笔记本上圈点批注，时不时抛出尖锐问题。
陈明率先发言：“美国1926年税制核心是‘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分12档，最低1.5%、最高25%，企业所得税20%，同时对工业设备进口免税、奢侈品征高税，这既藏富于民，又扶持了本土工业。”
楚阳点头，在“美国”二字下画了横线：“这个累进思路要学，但税率得调——美国富人税25%太低，我们要加到35%，毕竟兴南要养军队、搞基建，富人得多承担；另外，美国的‘研发费用抵扣’政策很好，军工、医药研发能抵税，能刺激企业搞技术。”他顿了顿补充，“但要警惕美国的‘州税乱象’，我们必须中央统管税收，地方不能乱加税。”
林文彦推了推眼镜，语气凝重：“日本现行税法对企业征24%所得税，对农民征‘地租改正税’（每亩年缴3日元），还加征‘临时军事税’，百姓税负率超过30%，这导致农村暴动不断。但它的‘关税保护’值得看——对外国机械征5%低税，对外国成品征20%高税，死死护住了本土制造业。”
楚阳立刻在“日本”旁画了个叉：“绝不能学日本的苛捐杂税，我们农民和移民多，税负率不能超过15%。但关税的‘保护逻辑’要抄，本土能生产的纺织品、机械，外国进来就征30%高税，逼着他们要么投资建厂，要么退出市场。”
周怀安曾在英国财政部任职，对此最有发言权：“英国在兴南的税收就是‘刮地皮’——对大米出口征15%‘出口税’，却把税款拿去补贴英国本土；对华人商铺征‘人头税’，每人每年5卢比，对英国人却免税。但它的‘税务稽查体系’很成熟，有专门的‘税务调查官’，负责核查企业账簿。”
楚阳脸色沉了下来，在笔记本上划掉“英国殖民税”：“这种歧视性税收我们要彻底废除，所有国民一律平等纳税。但‘专业稽查’可以学，我们不仅要设税务调查官，还要建税警队——英国在印度有‘税务护卫队’，我们升级成武装税警，专门查偷税漏税。”
苏曼卿拿出《国民政府税目草案》：“华国1928年搞‘裁厘改统’，废除苛捐杂税，改征‘统税’（类似增值税），对粮食、盐免税，这是体恤民生。但问题是地方军阀截留税收，中央收不上钱，而且没有累进税，富人税负和穷人差不多。”
楚阳眼前一亮：“‘民生必需品免税’必须学，我们的个人所得税100元以下免税，粮食、盐增值税5%，就是从这来的。但要补上华国的漏洞——用国防军和税警队管住地方，确保税收全归中央，再用累进税拉平贫富差距。”
苏曼卿接着补充法国税制：“法国的间接税占比60%，对葡萄酒、香水征高消费税，对农具、化肥征低税，既不影响穷人基本生活，又能从富人消费里‘抽血’。它在殖民地还搞‘分税协议’，允许殖民地自主制定部分税率，保留一定灵活性。”
楚阳用笔敲了敲“消费税”：“这个‘分税思路’可以用，我们中央统管主要税种，但允许县级政府对乡镇土地税微调5%以内，比如移民安置区的土地税可以减一点，方便地方落实政策。消费税的‘差别税率’也要学，烟酒、珠宝征高税，汽油征从量税，既合理又好征管。”
拆解完六国税情，会议进入最关键的“条款博弈”阶段——财政部担心收不上钱，专家团怕税负太重影响经济，楚阳则要在“增收”与“民生”间找平衡。
“主任，美国最高税率才25%，我们定35%会不会把富人吓跑？”陈明忧心忡忡，“尤其是海外华侨富商，他们要是觉得税重，可能就不来投资了。”
周怀安附和：“英国对富人征30%，已经算高的了，35%确实冒险。”
楚阳却摇了摇头，拿出移民数据：“我们七年要移民1500万，建工厂、修铁路要花20亿，光靠工业税不够。而且富人的税负率其实不高——年收入5000元的富商，缴35%才1750元，剩下的3250元足够他们过得很好。反过来，要是富人税太低，穷人税太高，会出乱子。”他顿了顿，给出折中方案，“海外华侨归国前3年减半征收，既留住人才，又保证税收，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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