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冬,仰城的中央大市场,空气中弥漫着香料、咸鱼与焦灼的气息。菜贩阿坤蹲在摊位后,手里攥着三张不同的纸币——一张英镑、一张法郎,还有一枚磨得发亮的大洋,眉头拧成了疙瘩。
“掌柜的,这袋米到底要多少?”穿粗布短褂的农户李老三凑上前,手里捏着几枚边缘残缺的鹰洋,额头上沁着汗。半个时辰前,他问价时阿坤说“大洋一块二”,可等他从怀里摸出鹰洋,阿坤却摇头:“方才戴英银行的人来说,鹰洋兑大洋贬了,得加两枚才够。”
李老三急了:“凭啥?我走了二十里地,就这几枚钱!”
周围的商户纷纷附和,杂货铺老板指着柜台后的木牌叹气:“你们看,我这牌子一上午换了三次价——英镑、美金、法郎,还有本地的私铸钱,谁都说了算,就咱们老百姓说了不算。”木牌上用粉笔写着“煤油:每斤英镑0.015/美金0.05/大洋0.12”,字迹潦草,还划着几道重重的横线。
这便是新生的兴南国最真实的民生图景。1930年7月,当兴南国国旗取代戴英米字旗飘扬在政府上空时,殖民统治留下的“货币殖民”毒瘤,正悄然吞噬着这个年轻国家的根基。央行筹备组的统计报表上,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让所有人沉默: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多达13种,从英镑、美金、法郎等外国货币,到大洋、鹰洋、铜钱,甚至还有地方豪强私铸的“土钱”。汇率完全由盘踞在仰城的戴英汇丰银行、美洲花旗银行操控,每日波动幅度最高达15%——上午能买十斤米的钱,下午可能就只剩八斤。
更致命的是,外国银行还暗中操纵汇率,每当兴南商户要进行跨区域贸易,兑换货币时就要被剥去10%-15%的利润。南部种植园主陈敬之曾向筹备组哭诉:“我运一船橡胶去港口,光兑换货币就亏了两千英镑,这生意没法做!”
“货币无主,等于国家无主。”在政府的紧急会议上,楚阳将统计报表重重拍在桌上,目光扫过在座的官员,“戴英人走了,但他们把我们的经济命脉绑在了外国货币上。要让兴南国站稳脚跟,第一步就得铸自己的钱,让老百姓手里的钱,真正说了算!”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财政部长杨正财攥着手里的国库清单,声音发涩:“主任,咱们接管的戴英国库,只有80吨黄金、300万英镑和5000万美元。按国际金价35美元/盎司算,全部资产只能支撑发行2亿美元的货币,可全国流通至少需要10亿美元——这 差距太大了。”
楚阳手指敲击着桌面,沉吟片刻,突然抬头:“缺口再大,也得补上。我有三个计划,你们听好——第一,我楚家在果城楚氏庄园里还有些黄金,全数移存到中央银行的金库;咱们其他人的也可以一起移存。第二,发掘咱们兴南人自己的宝藏;第三,整顿那些偏离教义的寺庙,让黄金用在该用的地方。这三块‘压舱石’,缺一不可。”
话音落下,会议室里响起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楚阳在果城楚氏庄园的地下有秘密仓库还存有黄金,从未对外人透露过。而楚阳口中的“宝藏地址”,更是无人知晓的秘密。
1930年11月的一个深夜,果城的楚氏庄园笼罩在浓雾中。庄园楚阳书房深处,三道厚重的铁门被依次打开,露出一条通往地下的石阶。楚阳手里举着马灯,率先走下石阶,身后跟着央行行长周明远和十名荷枪实弹的卫兵。
地下三层的仓库里,灯火通明。数十个樟木箱子整齐排列,打开箱子的瞬间,周明远倒吸一口冷气——箱子里堆满了金砖,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金砖上刻着古老的花纹。
“清点数量。”楚阳语气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卫兵们小心翼翼地搬运金砖,用天平逐一称重。两天后,统计结果出来了:“主任,共计612吨,纯度99.2%,无一掺假。”
周明远激动得声音发颤:“主任,有了这批黄金,咱们的货币发行就有底气了!”
一支由2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驶出楚氏庄园,每辆卡车都由卫兵护送,车厢上覆盖着帆布,帆布下是用稻草包裹的金砖。车队昼夜兼程,沿着崎岖的公路向仰城驶去。沿途的百姓不知道车厢里装的是什么,只看到车队戒备森严,猜想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七天后,车队抵达兴南国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当最后一块金砖被搬进金库时,周明远在账本上写下:“1931年11月15日,接收神庙黄金612吨,央行黄金储备合计692吨。”
消息传出,兴南国震动。戴英汇丰银行的行长乔治·威尔逊在办公室里踱步,脸色阴沉:“楚阳居然有这么多黄金?这不可能!”他立刻让人去查楚氏家族的背景,却只查到楚家是从金陵搬迁到镇南的,从未有人知道他们藏有如此巨额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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