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华北夜空,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军委会的灯光自此彻夜不熄,从“局部应对”到“全面抗战”,从“固守华北”到“开辟华东战场”,国民政府的每一次决策都牵动着战局走向,而远在西南彩云省的新编28军(原彩云省保安军),也因这场战略转向,踏上了驰援金陵的铁血征程。
7月8日清晨,在庐山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急电,当即中断暑期谈话会,致电军事委员会:“即刻召开紧急会议,研判日军动向!”
当日午后,军委会会议室里,战报堆叠如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指着华北兵力部署图,语气凝重:“日军驻屯军仅2万人,却在事变后4小时内完成战备,恐非偶然。”但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却心存侥幸:“日军尚未从本土增兵,或可通过外交斡旋,将冲突限定在华北局部。”双方争论不休时,蒋介石敲了敲桌面:“先固防,再谈和。”随即下令:调第26路军、第13军北上增援,同时令宋哲元固守宛平,“勿主动扩大冲突,亦不可退让半步”。
此时的国民政府,虽已着手军事准备,却仍未放弃外交解决的可能。核心考量有三:一是华北兵力空虚,中央军主力多在南方,仓促开战难占优势;二是沿海工业内迁尚未完成,后方战备不足;三是寄望国际社会介入调停,避免过早陷入全面战争。这种“以战促和”的心态,让新编28军暂未进入调动视野,远在镇南县的楚强,仍按原计划组织部队进行山地协同训练,炮声与士兵的呐喊声,每日都在镇南的山谷间回荡。
7月16日,日军的行动彻底打破国民政府的侥幸——3个师团从本土、朝鲜紧急调往华北,平津外围的日军兵力骤增至5万人,坦克与火炮在平津郊外排出密集阵列,同时日军军舰开始在黄浦江集结,舰炮直指上海市区,华东沿海局势骤然紧张,空气中弥漫着山雨欲来的压抑。
当日傍晚,军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南北兼顾”成为讨论核心。徐永昌率先起身,指着地图上平汉线与京沪线的交汇点,语气焦灼:“日军若拿下平津,极可能沿平汉线南下,直逼南京;华东若再失,我军将陷入南北夹击,届时京畿门户洞开,后果不堪设想!”这一判断如惊雷般炸响,引发全场共鸣,张治中随即上前一步,补充道:“上海乃国际枢纽,各国租界林立,若在此开辟战场,一则可牵制日军华北兵力,使其无法全力南下;二则能吸引国际关注,争取外交与物资援助,此乃破局之关键!”
蒋站起身,手指在地图上从北平重重划到上海,指尖划过之处,正是日军可能推进的路线:“华北要守,但不能被动挨打。华东需主动布局,让日军首尾难顾!”会议持续至深夜,烛火燃尽了三根灯芯,最终形成初步决议:秘密筹备华东战场,调派第87师、第88师向上海周边集结;同时加速华北增援,延缓日军南下步伐,为华东备战争取时间。
7月20日,军委会再次召开会议,正式敲定“开辟华东战场”的战略决策。蒋站在军用地图前,目光扫过与会将领:“即刻着手调动部队,待时机成熟,在上海主动出击,打破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部署!”
7月28日,平津相继沦陷的消息传至南京,华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的铁蹄在平津城内肆意践踏,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通过电报传遍全国。南京军委会再也没有犹豫,当日便下达命令:“加速华东战场筹备,调新编28军即刻从彩云省镇南出发,赴南京集结,作为华东战场机动兵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1937年7月29日,金陵军委会大楼内的空气比室外更显凝重。兴南国驻民国大使徐杰身着笔挺藏青西装,带着两名仰城军委会作战参谋与三名空军技术官,踏着晨光踏入会议室——此次受仰城军委会主任楚阳委派赴会,既要敲定空军支援方案,为新编28军搭建空中掩护体系,更要协调部队开拔所需的交通工具,每一项协商,都关乎这支西南劲旅能否快速奔赴华东战场。
上午九点,蒋与何总长、白崇禧、周至柔等核心将领已等候在此。长条会议桌中央的作战地图上,华北日军的红色箭头直逼平津,华东黄浦江畔的日军舰艇标记密密麻麻,两条战线如利刃般悬在南京上空。
“徐大使,今日专程议事,辛苦了。”常凯申起身握手,目光落在徐杰带来的文件袋上,“徐大使,可是为新编28军而来?”
徐杰接过茶水,开门见山:“委员长明鉴,平津局势岌岌可危,日军在华东沿海集结数十艘舰艇,摆明了要南北夹击。楚阳主任坐镇仰城统筹,特命我前来:一是敲定兴南空军支援框架,二是协调部队8月2日开拔所需的交通工具,确保地面部队与空中支援同步形成战力,驰援华东。”
何应钦率先开口:“当前华北战事吃紧,铁路、公路运力已近饱和,28军若从西南长途行军,交通工具怕是难以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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