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华北夜空，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军委会的灯光自此彻夜不熄，从“局部应对”到“全面抗战”，从“固守华北”到“开辟华东战场”，国民政府的每一次决策都牵动着战局走向，而远在西南彩云省的新编28军（原彩云省保安军），也因这场战略转向，踏上了驰援金陵的铁血征程。
7月8日清晨，在庐山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急电，当即中断暑期谈话会，致电军事委员会：“即刻召开紧急会议，研判日军动向！”
当日午后，军委会会议室里，战报堆叠如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指着华北兵力部署图，语气凝重：“日军驻屯军仅2万人，却在事变后4小时内完成战备，恐非偶然。”但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却心存侥幸：“日军尚未从本土增兵，或可通过外交斡旋，将冲突限定在华北局部。”双方争论不休时，蒋介石敲了敲桌面：“先固防，再谈和。”随即下令：调第26路军、第13军北上增援，同时令宋哲元固守宛平，“勿主动扩大冲突，亦不可退让半步”。
此时的国民政府，虽已着手军事准备，却仍未放弃外交解决的可能。核心考量有三：一是华北兵力空虚，中央军主力多在南方，仓促开战难占优势；二是沿海工业内迁尚未完成，后方战备不足；三是寄望国际社会介入调停，避免过早陷入全面战争。这种“以战促和”的心态，让新编28军暂未进入调动视野，远在镇南县的楚强，仍按原计划组织部队进行山地协同训练，炮声与士兵的呐喊声，每日都在镇南的山谷间回荡。
7月16日，日军的行动彻底打破国民政府的侥幸——3个师团从本土、朝鲜紧急调往华北，平津外围的日军兵力骤增至5万人，坦克与火炮在平津郊外排出密集阵列，同时日军军舰开始在黄浦江集结，舰炮直指上海市区，华东沿海局势骤然紧张，空气中弥漫着山雨欲来的压抑。
当日傍晚，军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南北兼顾”成为讨论核心。徐永昌率先起身，指着地图上平汉线与京沪线的交汇点，语气焦灼：“日军若拿下平津，极可能沿平汉线南下，直逼南京；华东若再失，我军将陷入南北夹击，届时京畿门户洞开，后果不堪设想！”这一判断如惊雷般炸响，引发全场共鸣，张治中随即上前一步，补充道：“上海乃国际枢纽，各国租界林立，若在此开辟战场，一则可牵制日军华北兵力，使其无法全力南下；二则能吸引国际关注，争取外交与物资援助，此乃破局之关键！”
蒋站起身，手指在地图上从北平重重划到上海，指尖划过之处，正是日军可能推进的路线：“华北要守，但不能被动挨打。华东需主动布局，让日军首尾难顾！”会议持续至深夜，烛火燃尽了三根灯芯，最终形成初步决议：秘密筹备华东战场，调派第87师、第88师向上海周边集结；同时加速华北增援，延缓日军南下步伐，为华东备战争取时间。
7月20日，军委会再次召开会议，正式敲定“开辟华东战场”的战略决策。蒋站在军用地图前，目光扫过与会将领：“即刻着手调动部队，待时机成熟，在上海主动出击，打破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部署！”
7月28日，平津相继沦陷的消息传至南京，华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的铁蹄在平津城内肆意践踏，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通过电报传遍全国。南京军委会再也没有犹豫，当日便下达命令：“加速华东战场筹备，调新编28军即刻从彩云省镇南出发，赴南京集结，作为华东战场机动兵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1937年7月29日，金陵军委会大楼内的空气比室外更显凝重。兴南国驻民国大使徐杰身着笔挺藏青西装，带着两名仰城军委会作战参谋与三名空军技术官，踏着晨光踏入会议室——此次受仰城军委会主任楚阳委派赴会，既要敲定空军支援方案，为新编28军搭建空中掩护体系，更要协调部队开拔所需的交通工具，每一项协商，都关乎这支西南劲旅能否快速奔赴华东战场。
上午九点，蒋与何总长、白崇禧、周至柔等核心将领已等候在此。长条会议桌中央的作战地图上，华北日军的红色箭头直逼平津，华东黄浦江畔的日军舰艇标记密密麻麻，两条战线如利刃般悬在南京上空。
“徐大使，今日专程议事，辛苦了。”常凯申起身握手，目光落在徐杰带来的文件袋上，“徐大使，可是为新编28军而来？”
徐杰接过茶水，开门见山：“委员长明鉴，平津局势岌岌可危，日军在华东沿海集结数十艘舰艇，摆明了要南北夹击。楚阳主任坐镇仰城统筹，特命我前来：一是敲定兴南空军支援框架，二是协调部队8月2日开拔所需的交通工具，确保地面部队与空中支援同步形成战力，驰援华东。”
何应钦率先开口：“当前华北战事吃紧，铁路、公路运力已近饱和，28军若从西南长途行军，交通工具怕是难以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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