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15日，兴南第一届议会大会在仰城隆重召开，来自原兴南及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300名议员齐聚一堂，其中少数民族议员占比40%。大会审议通过了《兴南宪法（修订版）》，正式宣告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并入兴南，成为兴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留一定的地方自治权，同时明确“兴南全境实行统一的法律、货币、国防、外交”，确立了“中央-市-自治区-县-乡”四级治理体系。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集体：楚阳当选兴南国家主席、华联党总书记、军委会主任，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楚礼出任政务总理，负责全国政务管理；楚强担任国防部长兼军委会副主任，统筹国防与军队建设；杨正财（财政）、杨金秀（统调局）、周明（教育）、李华（大法官）分别担任各核心部门负责人，形成了以华联党为核心的领导团队。
公投并入后，楚阳下令在中南半岛全域推行“兴南模式”，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多个维度，构建统一、高效、稳固的治理体系。
在原有“八大行政部门+两大制衡机构”基础上，增设“民族事务部”“中南半岛开发部”，专门负责少数民族权益保障与三国经济建设。八大行政部门部长均由华联党核心成员担任，副部长及关键岗位中少数民族占比不低于15%，确保多民族参与国家治理。参议局、监察局扩容至50人，其中少数民族代表20人，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将兴南全境划分为8个省、42个市、315个县，按“核心区（华人占比60%以上）、过渡区（多民族混居）、边境区”分层管理。自治区行政长官由华联党成员担任，配备少数民族副长官1名；县长、乡长参照“兴南模式”，实行“华人为主、少数民族协同”的配置，乡镇设立“乡董会”，华人与少数民族代表各占50%，负责基层事务决策。
全面推行半岛境内的“土司制度终结”政策，在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解除地方封建领主的武装，收回其行政管辖权。对主动配合的封建领主，授予“荣誉顾问”头衔，纳入参议局担任代表；对抵抗者，由镇南纵队强制接管，其领地划归所在县管辖。1944年底，三国境内的封建割据势力被彻底肃清，实现了行政统一。
推行“土地共有、承包经营”政策，发布《兴南土地共有条例（修订版）》，宣布兴南境内所有土地、矿产、森林、水资源归国家所有，禁止私人买卖。按“农村户口每人1.5亩耕地”的标准，向三国农民分配耕地，发放《土地承包证》，承包期限20年，到期可续；鼓励农民组建合作社，发展水稻、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兴南农业部提供种苗、技术与市场支持。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柬埔寨平原等粮食主产区，建设大型灌溉工程，推广高产水稻品种，1945年兴南粮食年产量突破1500万吨，实现自给自足并有余力出口。
整合三国工业资源，在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新建大型钢铁厂、兵工厂、纺织厂，依托当地的煤炭、铁矿资源，扩大军工与民用工业产能。曼德勒兵工厂与西贡兵工厂形成协同，月产“雄狮”系列坦克80辆、步枪10万支、火炮200门，不仅满足兴南国防需求，还能为南洋华人自卫军提供装备支援。同时，设立“实业发展基金”，规模达5亿兴南元，扶持民间中小企业发展，给予“免税3年、低息贷款”优惠，1945年兴南工业产值较1943年增长200%，成为东南亚工业实力最强的国家。
启动“中南半岛交通网建设计划”，修复并连接三国原有铁路、公路，修建仰城至西贡、金边至万象的战略公路，打通湄公河、红河的内河航运通道，形成“陆运+水运”的立体交通网络。发行统一货币“兴南元”，取代三国原有货币，在全境推行统一的金融政策；设立“农业发展银行”“工业投资银行”两大附属银行，为农业、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稳定物价，促进贸易流通。
发布《兴南民族平等条例（修订版）》，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1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如越南占族自治县、老挝傣族自治县、柬埔寨高棉族自治县），自治县县长由少数民族担任（需为华联党党员），县党委书记为第一负责人（华联党党员），统筹全县政务，确保“名义自治、政务统一”。每个县议会至少有2名少数民族议员，代表少数民族诉求，审议县预算、监督行政部门。
以华文为通用语言，在全境推广华文教育，实行六年义务教育，中小学开设华文课程，同时允许少数民族聚居区学校加设本民族语言课程。教育部下设“民族文化司”，收集、保护各民族语言、习俗、传统艺术，举办“兴南民族文化节”，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在宗教管理方面，严格执行“政教分离”政策，修订《兴南宗教管理条例》，规范佛教等宗教活动，禁止宗教干预政务、煽动民族矛盾，确保宗教活动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