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日军在占领新加坡后，将锋芒指向马来亚北部的重要港口城市——槟城。这座位于马六甲海峡北岸的城市，是南洋华人的重要聚居地，华人占比超过60%，也是马来亚北部的经济与航运中心。日军占领槟城后，为了震慑华人的抵抗意志，重演了新加坡的暴行，对华人展开了残酷的大屠杀。日军以“搜捕抗日分子”为借口，在槟城的华人街区、码头、工厂进行疯狂扫荡，烧毁华人房屋，抢夺财产，肆意屠杀平民，无数华人倒在日军的刺刀下，槟城的街道被鲜血染红，成为人间炼狱。
日军的残暴行径，没有吓倒槟城华人，反而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反抗怒火。南洋华人自卫军槟城师在师长陈文彬的率领下，毅然转入槟城岛和马来亚半岛北部的丛林中，开展游击战，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陈文彬也是兴南陆军军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曾作为志愿兵参加华国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战役中因战功卓着被授予勋章，擅长伏击战、突袭战等游击战术，对丛林作战有着深刻的理解。
深知日军兵力优势的陈文彬，将槟城师分成数十个游击小队，每个小队由10-20人组成，队员们都是本地华人，熟悉丛林地形、气候和方言，具备天然的作战优势。陈文彬为每个小队配备了兴南援助的冲锋枪、手榴弹、炸药包等轻便武器，要求他们在丛林中建立秘密基地，以“分散作战、集中打击”为原则，不断袭扰日军的据点、补给线和通讯设施，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游击小队的士兵们如同丛林中的猎豹，灵活机动，神出鬼没。他们常常伪装成农民、渔民或樵夫，潜入日军据点附近，收集情报、伺机行动。1942年4月的一个深夜，陈文彬亲自率领一支20人的游击小队，趁着夜色的掩护，潜入日军的槟城机场。该机场是日军在马来亚北部的重要空军基地，部署了10架战斗机和2座油库，负责为日军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
游击队员们避开日军的巡逻队，用随身携带的铁剪剪断机场的铁丝网，悄悄潜入机场内部。他们分工明确：一部分队员负责破坏机场的通讯设备，一部分队员瞄准油库和战斗机，安放炸药包。随着陈文彬一声令下，炸药包同时引爆，巨大的爆炸声震彻夜空，3架日军战斗机被炸毁，燃起熊熊大火，油库也被引爆，火光冲天，照亮了整个槟城夜空。日军士兵从睡梦中惊醒，乱作一团，游击队员们则趁着混乱，迅速撤离机场，消失在茫茫丛林中。日军出动大批兵力追击了一夜，却连游击队员的踪迹都没有找到，只能望林兴叹。
日军对槟城的游击战恨之入骨，为了消灭槟城师，采取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在丛林周围的华人村庄进行疯狂扫荡，烧毁房屋，屠杀平民，抢夺粮食和物资，企图切断槟城师与民众的联系，让游击队员们失去补给和庇护。但日军的阴谋并未得逞，槟城华人对日军的暴行深恶痛绝，纷纷支持槟城师的抗战：村民们为游击队员提供粮食、药品和情报，为他们搭建秘密藏身之处；不少青年主动加入游击小队，补充兵力；妇女们则组成后勤队，为队员们缝补衣物、救治伤员。
在一次日军的“清剿”行动中，槟城师的一支游击小队被日军包围在丛林中的一个村庄。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将游击队员藏在自家的地窖和阁楼中，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迎接日军。日军在村庄中搜查了一整天，没有找到任何游击队员的踪迹，愤怒之下烧毁了部分房屋，但游击队员们却在村民的保护下安然无恙。当天深夜，村民们还为游击队员送去了粮食和水，帮助他们成功突围。
陈文彬还利用兴南提供的便携式电台，与新加坡的林正和仰城的楚阳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获取日军的兵力部署、行动动向等情报，同时请求兴南提供武器、粮食和药品补给。兴南的运输船队通过秘密海上通道，避开日军的巡逻舰队，将补给物资运送到槟城岛的秘密码头，再由村民们通过丛林中的小路，转运到槟城师的秘密基地。这些补给物资，如同雪中送炭，为槟城师的抗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1942年6月，陈文彬根据兴南提供的情报，得知日军在槟城港口部署了一个加强中队的兵力，负责守护港口的物资运输，同时该据点还配备了通讯塔，是日军在槟城北部的通讯枢纽。陈文彬决定发起“槟城反击战”，集中槟城师的3支主力游击小队，共300余人，同时邀请兴南潜伏在槟城的特种部队协助作战。
6月15日深夜，反击战正式打响。兴南特种部队的队员率先潜入日军通讯塔附近，用炸药包将通讯塔炸毁，切断了日军的通讯联系。随后，陈文彬率领游击小队对槟城港口据点发起猛攻。日军在失去通讯后，指挥陷入混乱，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只能仓促应战。游击队员们利用丛林地形，从多个方向发起冲锋，用机枪扫射、手榴弹轰炸，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日军据点被攻克，共歼灭日军200余人，缴获步枪150余支、轻机枪10挺、火炮2门，以及大量的粮食和军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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