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酒店出来，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我爸妈。
我原本是想着家里世代做陶瓷，应该会有一些关于胜利壶的资料。
但可惜家里没有。
然后我就给那位考古工作人员在微信上留了言。
一来是请他帮我找一找胜利壶的资料。
二来请他帮忙查一查当年胜利壶这款产品是否有销售单遗存下来，或者是有什么拍卖、收藏之类的记录。
如果有的话，就会省事很多。
当然，我自己也在网上找了好几个小时。
但却没有和杨姐家里那把壶沾边的信息。
第二天一早，考古工作人员就给我回了电话。
他说，胜利壶的资料只有寥寥数语，而其他资料记录却是完全没有留存下来。
不过好在他曾经因为某项考古工作，在陶瓷专业上请教过一位1946年在胜利瓷厂工作的女工人。
但可惜没有留下电话、地址之类的信息。
后来我们辗转了很多人，托了很多关系，最终还是打听到了那位女工人家里的电话。
可当我从一位老者的电话本上抄写电话号码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那是一个现代家庭中比较罕见的“座机号码”。
而且根据提供电话的老者说，这个电话是四十年前的了。
也就是说，这个号码现在是否还在使用尚未可知。
当然，我可以请明哥利用关系查一下。
但想想没有必要。
我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就知道了。
于是我怀着比较忐忑的心情拨通了号码。
好在这个号码还是在使用的。
接电话的是一个老爷子的声音。
当我询问这个号码是否是那位女工人家里的时候，电话里回答我的是：
“你找我母亲？”
我一头冷汗。
原来老爷子是当年那名女工人的儿子。
同时我也非常开心，总算是找到了正主。
于是在电话里，我就简单沟通了一下。
说来也巧。
那名女工人也姓杨。
2020年的时候，她已经是九十三岁的高寿了。
我们称呼她为“杨婆婆”。
接电话的是杨婆婆的儿子，姓章。
辈分上看，好像很年轻。
但杨婆婆的儿子那会儿实际上也有六十多岁了。
我在电话里说要去拜访杨婆婆。
当然，我是不可能说胜利壶里有一个类似于鬼的“念”，因为已经骚扰到活人了，所以才去找杨婆婆的。
我只是告诉章爷爷，有一对从北方大老远跑来的年轻夫妻，对自己家传的胜利壶的历史故事非常有兴趣，想找杨婆婆讲故事。
这话让章爷爷很高兴，并在电话里很热情的表示让我们随时去他家做客。
于是我就和杨姐、伊田先生带着壶，在中午之前赶到了杨婆婆家中。
在路上我就让杨姐委婉的转告了伊田先生，最好在两位老人家面前别说话。
鞠躬也不能。
实在没办法要回应的话，微笑点头就可以。
这一点我其实斟酌了很久，最后还是选择说出来。
当年那段历史让华夏百姓对倭国人深恶痛绝。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新平镇虽然没有被占领过。
但民族大义在前，倭国人几番轰炸在后，新平镇的人对于倭国人是十分的痛恨！
而杨婆婆又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加之年纪也这么大。
我实在不敢赌杨婆婆是否比较能“明辨是非”。
好在伊田先生答应了，并且表示非常理解。
这就让我宽心了不少。
说来也是神奇。
在去杨婆婆家的路上，我想象过杨婆婆九十多岁的高寿，身体状况应该非常差，沟通起来应该会非常吃力。
但现实是，杨婆婆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得要好得多。
除了脸上爬满了褶皱，身形骨瘦一些之外。
以她九十多岁的高龄，腿脚尚算利索，耳朵也不背，说话也比较清晰。
并且能吃能睡，精神也很矍铄。
最关键是，杨婆婆为人很风趣。
就算讲起新平镇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和惨烈的轰炸历史，她也是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进行回忆。
在她身上，我能很清晰的感受到杨婆婆那种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精神。
唯有在说到倭国人的时候，她收起了玩笑，神态非常严肃。
并且在不经意之间，眼神里竟然飘出了一抹杀意。
后来经过章爷爷补充我们才知道，原来在1938年，改编的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曾在新平镇等地招募新兵。
当时新平镇有很多人加入了抗战队伍。
其中就有杨婆婆的父亲。
可惜那时候牺牲的人太多，有很多英雄烈士也没能留下名字。
杨婆婆的父亲便是那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之一。
后来杨婆婆在十五岁的时候，也以护士的身份加入了后方的救援工作。
杨婆婆亲眼见到过当年的残酷。
所以她对倭国人非常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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