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井边，手指抠进泥里，把那三双鞋翻来覆去地看。
鞋底的划痕不是磨损，更像是……被什么东西抓过。
指甲？
指节？
还是脚底在挣扎？
明明没人穿过，可那痕迹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像是一夜之间，有无数只手在底下挠了一遍。
我盯着那些划痕，脑子里却响着昨夜吴青山跪地时那句童音：“你娘胎里就见过我们。”
冷汗顺着后背往下淌。
我猛地起身，抱起鞋就走。
刘老三住镇东头，三十年来一直守着那间低矮的修鞋铺，门口挂着褪色的蓝布帘，上头写着“刘记修履”四个字，漆都快掉了。
镇上人说他聋哑，从不说话，也没见他发过脾气，可谁家死了孩子，第二天总能在门口发现一双新补好的布鞋，针脚细密，像是专为小脚丫量身定做。
我把鞋放在他案上。
他正低头缝一只旧皮鞋，手稳得不像个六十多岁的人。
他抬头看我一眼，没说话，伸手拿起一双布鞋，翻过来，指尖慢慢滑过鞋底。
突然，他整条胳膊抖了一下，炭笔从袖口滑落，在案上砸出一声闷响。
他脸色变了，不是惊，不是怕，是一种我读不懂的痛。
他迅速抓起炭笔，在鞋垫内侧写下几个字，笔力重得几乎划破布面：
鞋底有记，穿过的人都记得井。
我盯着那行字，喉咙发干：“什么意思？”
他没回答，只抬手点了点自己太阳穴，然后右手并指如针，在空中比了个缝合的动作——从头到脚，一针一线，像是在缝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我懂了。
不是修鞋。是重温。
每一道针脚，都是在重走一遍死者走过的路；每一次修补，都是在把亡者的记忆，一针一线，缝进活人的脑子里。
而鞋底的划痕……是那些没走完的路，在挣扎，在呼救。
“所以这些鞋……”我声音有点抖，“是有人穿过？可它们一直摆在井边，没人碰过。”
刘老三不看我，只把鞋收进柜子里，转身去整理工具。
那意思是：到此为止。
我刚要走，韩小川来了。
他站门口，喘着气，眼神发亮：“林哥，我想跟刘师傅学修鞋。”
我一愣。
这小子平时胆小，连夜巡都不敢多走几步，现在居然主动要碰这些沾过死气的鞋？
刘老三摇头，摆手，示意他走。
“他父亲是守夜人。”我盯着刘老三的眼睛，“张建国，1998年入编。他有权知道。”
刘老三动作顿住。
良久，他缓缓点头，但指了指韩小川，又点了点自己的眼睛——只能看，不能问。
韩小川咬着牙答应了。
他笨手笨脚地穿针，线总打结。
刘老三递给他一只旧童鞋，示意他照着补。
他一针扎下去，手一抖，针尖猛地划过指尖。
血珠冒出来，正好滴在鞋面上，顺着线脚渗进去，像一滴墨晕开。
刘老三猛地抓住他手腕，力气大得吓人。
他盯着那滴血，眼神变了，不再是木然，而是惊，是惧，甚至有一丝……确认。
他松开手，转身从柜子最深处抽出一本泛黄的账本，封面写着“修履记”三个字，边角都磨出了毛。
他翻到某一页，递给我。
我低头看去，脊背一凉。
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三十年来的修补记录，每双鞋都标了日期、鞋主姓名。
而在某些名字旁，画着一个红点。
我顺着红点往下看，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有血渗入鞋面的修补，其主人都在三年内被编入守夜人名单。
最后一个名字，是张建国，1998年7月12日，备注栏写着：“血染鞋面，右足第三针。”
正是韩小川父亲。
我抬头看韩小川，他脸色发白，嘴唇微微发抖。
可他没退，反而低声说：“我爹……是不是早就知道？”
没人回答他。
那天晚上，我在锅炉房碰见王师傅。
他正往炉里添煤，火光映在他脸上，一半明一半暗。
“你去刘老三那儿了？”他头也不抬。
“你都知道？”
“我在这儿三十年，守过七任守夜人。”他顿了顿，声音压低，“知道得太多，是种罪。”
我靠在墙边：“1954年的事，是不是真的？”
他铲煤的手停住。
“那年，三个年轻人自愿守井。没人逼他们，是他们自己穿上了童鞋，走进鞋阵。每人都穿了一双亡童的鞋，说要替他们走完最后一段路。”他抬头看我，“结果呢？两个死在井口，一个疯了，被送进省精神病院，半年后咬舌自尽。”
“刘老三的哥哥？”
王师傅点头：“临死前，他把修鞋的工具和一本记忆册交给刘老三。册子里记的不是鞋型，是亡童临死前最后十步的脚印深浅、重心偏移、脚趾蜷缩的角度……他说，谁要是能记住这些，谁就‘听得见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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