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十七分,孙会计冲进值班室的时候,手里抱着那本考勤本,像抱着一口棺材。
他脸色惨白,嘴唇发青,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笔。
一进门就扑到桌前,把本子“啪”地摊开,指尖直直戳在吴青山的名字上。
“你看!你看啊林哥!”他声音压得极低,却抖得不成样子,“这……这不是我写的!我发誓没动过这页!”
我低头看去。
吴青山的名字下,打卡记录清清楚楚写着:“今日归编”,时间栏填的是“凌晨3:17”,字体工整,墨色深红,像是刚蘸了血写上去的。
更瘆人的是备注栏那行小字——“轮岗完成,无需补录。”字迹细密,笔锋僵直,透着一股不属于活人的冷静。
“这字不是你写的?”我问。
“不是!”孙会计几乎要哭出来,“我昨晚十点就锁门回家了!今早开门,本子就翻在这一页,墨迹还是湿的……我能闻到那股腥气,像朱砂混了油……”他猛地抬头,“上一个这样写名字的,是2003年的林建国——你爸。”
空气一下子沉了下去。
我父亲的名字,我只在老吴的日志残页上见过一次。
那年他值完夜班,再没走出殡仪馆。
第二天排班表上,他的名字下也多了红字,没人敢擦,也没人敢问。
后来老吴告诉我,那天井口边摆了六双白布鞋,第七双……是湿的。
而现在,吴青山的名字也这样被写上了。
我转身就走,凡子紧跟在后。
我们直奔监控室。
调取大门口的录像,时间定位到凌晨三点十六分。
画面里,铁门毫无征兆地自动开启,持续三秒。
门外雾气浓重,像被什么吸过一样往里翻涌。
地面湿漉漉的,一道清晰的白布鞋印从雾中延伸出来,一路通向井口方向。
鞋印很小,步距均匀,每一步都像是轻轻落下,却又深陷泥土。
三点十七分整。
所有摄像头同时黑屏,持续七秒。
重启后,鞋印不见了。地面干干净净,仿佛从未有人走过。
凡子反复放大画面边缘,在锅炉房外墙的阴影角落,终于捕捉到一段模糊倒影——一个身穿白袍的人影,低头站着,身形轮廓分明是吴青山。
可怪就怪在,他脸上没有影子。
整张脸像被抹平了,灰白一片,像是被人用橡皮擦掉了五官。
“他……不是在走路。”凡子声音发干,“他是被‘穿’上的。”
我懂他的意思。
那不是吴青山在穿鞋,是那双鞋在穿他。
我们沉默地走出监控室,天光微亮,可殡仪馆依旧阴得像深夜。
我脑子里反复回响着昨晚那通电话——吴青山说他刚到大门口,而那时,他的名字已经被写进考勤本,时间是三点十七分。
他还没进门,系统已经认定他“归编”了。
这地方,早已不是人在管事。
赵玉兰是八点到的。
她拎着个旧布包,脸色比孙会计好不了多少。
她没说话,只是把包放在桌上,慢慢打开。
里面是一双洗得发白的童鞋,鞋面磨出了毛边,鞋底却异常干净,刻着一圈又一圈细密的螺旋纹,像是某种符咒,又像钟面的刻度。
她比划着手语:昨夜她去探望刘老三,发现老人跪在修鞋摊前,手里攥着炭笔,疯了一样敲击鞋底,发出“咚、咚、咚”的节奏。
她录下了那段声音。
她掏出手机,按下播放。
“咚、咚、咚……”
低沉的敲击声在值班室里回荡,像是从地底传来。
二十四声,整整齐齐。
到了第二十五声,却拖得极长,像是钟声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我浑身一僵。
二十四节气,对应十二时辰。
可这钟声,多了一声——是“余响”,是“未归之人”的报时。
赵玉兰写下一行字:“他说……钟声是从鞋里传出来的。”
我盯着那双童鞋,忽然明白过来。
鞋底的螺旋纹,根本不是磨损,是“时辰图”。
它在记录,也在召唤。
每一个被“归编”的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变成一双鞋的载体。
吴青山已经不在人世之外了。他正在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而我,是下一个守夜人。
我翻开父亲的日志残页,上面有一句被烧得只剩半截的话:“……第七双鞋,必须有人穿。”
我合上本子,抬头看向井口方向。
风没动,树没动,可我知道,那双鞋还在等。
等我站进去,等我踩实,等我成为下一个“已归编”。
就在这时,大门外传来脚步声。
我望过去,看见陈国富背着相机包,手里拿着一叠资料,正朝值班室走来。
他脸上带着那种惯常的、理性至上的笑,像是来采访民俗的学者,而不是踏入禁地的外人。
“孙会计呢?”他问,“我得跟他聊聊。关于……你们馆里从不招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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