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十七分，孙会计冲进值班室的时候，手里抱着那本考勤本，像抱着一口棺材。
他脸色惨白，嘴唇发青，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笔。
一进门就扑到桌前，把本子“啪”地摊开，指尖直直戳在吴青山的名字上。
“你看！你看啊林哥！”他声音压得极低，却抖得不成样子，“这……这不是我写的！我发誓没动过这页！”
我低头看去。
吴青山的名字下，打卡记录清清楚楚写着：“今日归编”，时间栏填的是“凌晨3:17”，字体工整，墨色深红，像是刚蘸了血写上去的。
更瘆人的是备注栏那行小字——“轮岗完成，无需补录。”字迹细密，笔锋僵直，透着一股不属于活人的冷静。
“这字不是你写的？”我问。
“不是！”孙会计几乎要哭出来，“我昨晚十点就锁门回家了！今早开门，本子就翻在这一页，墨迹还是湿的……我能闻到那股腥气，像朱砂混了油……”他猛地抬头，“上一个这样写名字的，是2003年的林建国——你爸。”
空气一下子沉了下去。
我父亲的名字，我只在老吴的日志残页上见过一次。
那年他值完夜班，再没走出殡仪馆。
第二天排班表上，他的名字下也多了红字，没人敢擦，也没人敢问。
后来老吴告诉我，那天井口边摆了六双白布鞋，第七双……是湿的。
而现在，吴青山的名字也这样被写上了。
我转身就走，凡子紧跟在后。
我们直奔监控室。
调取大门口的录像，时间定位到凌晨三点十六分。
画面里，铁门毫无征兆地自动开启，持续三秒。
门外雾气浓重，像被什么吸过一样往里翻涌。
地面湿漉漉的，一道清晰的白布鞋印从雾中延伸出来，一路通向井口方向。
鞋印很小，步距均匀，每一步都像是轻轻落下，却又深陷泥土。
三点十七分整。
所有摄像头同时黑屏，持续七秒。
重启后，鞋印不见了。地面干干净净，仿佛从未有人走过。
凡子反复放大画面边缘，在锅炉房外墙的阴影角落，终于捕捉到一段模糊倒影——一个身穿白袍的人影，低头站着，身形轮廓分明是吴青山。
可怪就怪在，他脸上没有影子。
整张脸像被抹平了，灰白一片，像是被人用橡皮擦掉了五官。
“他……不是在走路。”凡子声音发干，“他是被‘穿’上的。”
我懂他的意思。
那不是吴青山在穿鞋，是那双鞋在穿他。
我们沉默地走出监控室，天光微亮，可殡仪馆依旧阴得像深夜。
我脑子里反复回响着昨晚那通电话——吴青山说他刚到大门口，而那时，他的名字已经被写进考勤本，时间是三点十七分。
他还没进门，系统已经认定他“归编”了。
这地方，早已不是人在管事。
赵玉兰是八点到的。
她拎着个旧布包，脸色比孙会计好不了多少。
她没说话，只是把包放在桌上，慢慢打开。
里面是一双洗得发白的童鞋，鞋面磨出了毛边，鞋底却异常干净，刻着一圈又一圈细密的螺旋纹，像是某种符咒，又像钟面的刻度。
她比划着手语：昨夜她去探望刘老三，发现老人跪在修鞋摊前，手里攥着炭笔，疯了一样敲击鞋底，发出“咚、咚、咚”的节奏。
她录下了那段声音。
她掏出手机，按下播放。
“咚、咚、咚……”
低沉的敲击声在值班室里回荡，像是从地底传来。
二十四声，整整齐齐。
到了第二十五声，却拖得极长，像是钟声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我浑身一僵。
二十四节气，对应十二时辰。
可这钟声，多了一声——是“余响”，是“未归之人”的报时。
赵玉兰写下一行字：“他说……钟声是从鞋里传出来的。”
我盯着那双童鞋，忽然明白过来。
鞋底的螺旋纹，根本不是磨损，是“时辰图”。
它在记录，也在召唤。
每一个被“归编”的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变成一双鞋的载体。
吴青山已经不在人世之外了。他正在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而我，是下一个守夜人。
我翻开父亲的日志残页，上面有一句被烧得只剩半截的话：“……第七双鞋，必须有人穿。”
我合上本子，抬头看向井口方向。
风没动，树没动，可我知道，那双鞋还在等。
等我站进去，等我踩实，等我成为下一个“已归编”。
就在这时，大门外传来脚步声。
我望过去，看见陈国富背着相机包，手里拿着一叠资料，正朝值班室走来。
他脸上带着那种惯常的、理性至上的笑，像是来采访民俗的学者，而不是踏入禁地的外人。
“孙会计呢？”他问，“我得跟他聊聊。关于……你们馆里从不招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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